山居岁月 (普罗旺斯的一年)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
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 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
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 “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 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 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迹象,但最翠绿的是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巨大的翡翠。该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了;不然,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定下来的。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还要坐下来唱两杯,再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这是一种热身运动,除非真正紧急,否则不得省略。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他说:“不能刷,要治疗。我会带一种药剂来。”我们丢开绿苔,进屋去喝一杯。贝纳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咬牙医。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不能自控。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卡呼!——咬下去。他已经咬过奔牛村的一位牙医和卡维隆的4位。 本来打算去亚维依——看医生——那儿的牙医不认识他;幸好找到一位本地医生,用麻醉药来对付他,动手术之前就把他迷倒了。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满嘴18世纪的牙齿。
不管是不是且8世纪, 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显得洁白又健康。他极有魁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威士忌不喝茵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又娶了一个巴黎女孩,我们猜想他的衣橱是由这女子掌管的。他不穿我们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他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想不出他拿消毒水、长柄刷工作时,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来临了。贝纳戴着太阳眼镜大步流星跃上我们的台阶,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根据气象报告,今天会下雨。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提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吃力地跟在后面。他叫盖斯通,是实际要干活儿的人,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出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与那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而贝纳,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在雨伞的遮护下发号施令。
这个人,我想,懂得授权。若说有谁能帮我们把石桌搬到院子里去,那一定是贝纳了。我请他暂离游泳池边,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状况。
天机不可泄露
已经与野草纠缠成一片的石桌,看起来比以往更大、更重、更稳如泰山,可是贝纳并没给吓倒:“不要,”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半小时就可以搬好。”我马上想象着一个巨人汗水津津地举起厚重桌面如持一枚铜板,可惜实际情况极其平淡无奇。贝纳说的那个人不过是有一辆小型铲车,很窄,通得过后院的门。好极了!听起来这事很容易办。
贝纳打电话给小卡车的主人,不到半小时他便到了,急欲把他的新机器派上用场。他量过院门的宽度,估计了石桌的重量。没问题,小卡车做得到。只有一件:院门的门槛要移开一下——移开5分钟就好了——高度才够。 我看看门槛。也是石头做的, 120公分宽,23公分厚,深深埋在靠屋子的这面。就连我这个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是要大动干戈的事。桌子屹立在原地。
这玩意儿现在让人生厌。眼看着天气热起来了,适宜庭院用餐的季节就要到了——是我们在英国、在整个冬季梦寐以求的季节呀。我们还能在哪儿安放大碗的白菜肉卷?更不用说铺排一顿五个大菜的午餐了。我们真的想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请他介绍卡卡松尼的橄榄球队。这当儿,随着一声尖锐的汽车煞车声和一只尘垢满身的长耳猎犬,天意降临。
狄第这些日子来在圣雷米(S。intRemy)修缮一所房子。有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来找他,说他有一堆浸染了岁月痕迹的,长着青苔的石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买了去砌墙,让新房子马上古意盎然?狄第埃检视他冗长的待办工作表,恰巧有一项是替我们砌一堵前院墙。他因此来问问我们的意思。警察先生要求付现金,但是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不可多得,值得买下。
其实,只要能让狄第埃一伙回来工作,就算是半吨鸟粪我们也愿意买下。我们早想请他们帮忙搬桌子,现在好像是天赐良机。于是我说,好啊,我们买了,不过他们可否帮忙搬一下桌子呢?他看看桌子,芜尔一笑:“七个人,”他说:“我星期六带两个人运石头来,其余的人你去找。”就这么说定了。快要有桌子可用了!我妻子开始筹划今年第一次的露天餐会。
壮汉与石桌的较量
我们诱骗了三位还算壮实的年轻人来,答应美酒美食招待。狄第埃带着助手到来,我们七人便围着方桌各就各位,往手掌上吐一口唾沫,讨论如何完成这趟十几公尺远的旅程。在此情况下,每个法国人都是专家,各种理论纷纷出笼。应该将石桌放在圆木之上,滚动圆木而去;不对,应该把它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推拉木板即可;胡说,其实大部分路程可以用卡车运。狄第埃等大家发表完自己的见解,命令我们两个人一边,抬起桌子,他自己撑一边。
只听石桌发出无奈的哎哟声, 拔出地面。我们蹒跚移动了5公尺,人人咬牙切齿奋力作战, 狄第埃仍不住嘴地指挥着方向。又前进5公尺,到了门槛,我们停下来,侧转石桌以便穿越窄门。可真重啊,大家汗流浃背,喘息不已,我不由想到自己做这种工作恐怕年纪稍大了些。可是桌子已经侧放,准备向庭院一寸一寸推进了。
“现在,”狄第埃道:“艰苦的时刻到了。”
只在桌子的前方和后方各站得下两个人,其余人可以从旁推一把或拉一把,重活儿集中在那四个人身上。拿两条粗大的皮索穿过桌下,各人再往手心吐些唾液—一我妻躲进卧室,怕看到四个男人同时脱肠。“不管怎么样,”狄第埃吩咐:“绝对不可以松手。预备——起!”只听关节嘎吱嘎吱响,喘气声此起彼伏,可是慢慢地,桌子总算通过门槛,进入庭院了。
众人开始清点擦伤和扭伤之处——桌脚还没搬, 不过那东西重不过140公斤,相形之下不足挂齿。当然,还要把桌脚和桌面用水泥接合起来,最后再举一次重,把桌面抬上去摆正。得了。可是狄第埃不满意,他说桌子放偏了那么一丁点儿。首席助手艾里克奉命钻到桌子底下去,背顶桌面,挪正了位置。我悬着一颗心,唯恐万一他压断了背脊梁,出了人命案子,我投保的险哪有这一项?幸好,艾里克从桌下探身出来,并没有受伤的迹象。不过,狄第埃笑嘻嘻地说了:“内伤定会教人短命呢。”我希望他只是开开玩笑。
大家坐下来喝了几杯啤酒。此刻看来,这桌子还挺不错的,正似二月间的那个下午,我们在雪中想象的模样。大小恰当,衬着庭院的石墙更好看。大伙儿身上的汗迹和血污很快会风干,到那时,午餐也该准备好了。
松露等于黄金
预想着花园用餐的妙处时,只有一件事令人稍感遗憾:沃克吕兹省特产的新鲜松露,就要上市了。这种其貌不扬但滋味鲜美的蘑菇,价值可比黄金。
松露的世界高深莫测,外行人只可在村中咖啡馆窥视一番。那儿,早餐时分热闹非凡,但若有陌生面孔出现,嘈杂的交谈声会立即终止。屋外则有些男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吸着鼻子,半晌才把他们小心翼翼捧着的,一堆沾满泥土、长了肉瘤似的东西拿出来过秤。接着是银钱交割;厚厚一叠污染的钞票,都是100、200、500法郎面值大钞。卖方舔湿姆指,再三点数。外人不得注视,否则惹人嫌弃和斥责。
这只是初步交易,以后再经过漫长的历程,松露便会出现在三星级餐馆,或是巴黎一些极其昂贵的熟食店里。可是纵使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那些指甲缝里都是泥污的男子手中购卖松露——他们的口鼻喷出昨天吃的大蒜气味,身旁的汽车满身凹洞、喘息不已,盛装松露用的是旧纸袋或塑胶袋而非豪华手提箱——其价格也“决不低就”,他们说。松露论公斤卖,1987年时价,一公斤松露在乡村产地至少值2000法郎,而且只收现金,不给发票——采菇人没兴趣参加政府主持的,我们叫做“所得税”的那种坑人游戏。
所以起价就是每公斤2000法郎了,经过小商贩中商贩一路哄抬,等它抵达它的精神归宿——高贵餐馆的厨房之时,身价可能加了一倍。至于在“富香(Fauchon)”之类的高级熟食店,一公斤松露非5000法郎买不到,不过,至少那儿的人肯收支票。
为什么有人肯花这么大价钱吃它,而且行情有涨无跌?原因有二:首先,世上再没比新鲜松露的气息清香、滋味鲜美的东西;其次,法国人虽然费尽心机,至今仍没法用人工栽培出这东西来。他们不死心,在沃克吕兹省,常可见到田园中插着养松露用的橡木,还有“闲人匆近”的警告牌。然而繁殖松露这回事,似乎只有大自然通晓的不传之秘,松露因此更加显得珍贵难求了。在人类破解大自然的秘密之前,要想不花大笔钞票便能享受松露之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探索它的踪迹。
搜索松露
我们十分幸运,得到高人免费指导寻找松露绝窍。泥水匠雷蒙,差不多可算是我们的常驻顾问,他阅历丰富,样样精通。在涂抹水泥的空档,他一边喝啤酒,一边慷慨地讲授了正确方法(至于该到那儿去找,他倒没提。话说回来,这一点,没有那个采菇人会透露)。
他说,采松露,全靠时机、专业知识和耐心。另外要带一只猪或是一条经过训练的猎犬,不然,带一根手杖也可以。松露长在离地几公分处,橡树或榛树的根部。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季节,只要你或你带的家畜鼻子机智灵敏,可以循着香味儿找到它。最擅长找松露的是猪,它天生喜欢那股气味,在这方面,它的嗅觉强过狗。不过猪可不会摇着尾巴,指点给你看它找到了什么。它会吃掉,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吃掉。正如雷蒙所说,在一只发现美食而陷于狂喜的猪面前,你没办法跟它讲道理。它决不会被你引开注意力,它的体型又庞大,你不可能一手推开它,另一手去采菇。凭着相当于小型曳引机的蛮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猪会誓死不让。既然有这样的难题,就难怪雷蒙说大家现在宁愿用轻巧听话的狗儿了。
狗没有猪对松露的直觉天赋,必须经过训练才行。雷蒙认为用香肠训练最有效。切一片香肠,跟一朵松露揉在一起,或将香肠片浸入松露汁中,让狗儿逐渐闻到松露味就联想到美食。循序渐进,如果你的狗聪明,胃口又好,当然也可加快速度;不久它就会和你一样热爱松露了。这时便可带它作田野实习。只要训练井然有序,只要你的狗秉性适合这份工作,只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菇,你的猎菇狗自会搜寻出那淹没的宝藏。正当它开始用爪子执抓之时,你拿一片带松露味的香肠诱开它,便可自行查看是不是挖到松露了。
不过雷蒙自已后来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手杖法。他示范给我们看,假装手持细竿在前戳弄,蹑手蹑脚走过厨房。用这种方法,你还是首先得知道何处会有菇,其次必须等候适当的天气。阳光能照耀到橡树根部的日子,以手杖小心拨看树基。如果见到受惊的蝴蝶飞出,作个记号,往下翻找。蝴蝶喜欢在松露上产卵(此举无疑为松露增添了某种风味),有蝴蝶飞出,表示可能有菇。沃克吕兹省的农夫如今不乏采用手杖法者,因为携杖漫步山野不致像一只猪那般令人生疑,这样较易保守“菇在何处”的秘密。
搜寻松露要碰运气,不可预期,但是比起松露的买卖和运销,可算是件直接了当的工作。雷蒙以调查记者的姿态,将销售过程中的种种狡猾向我们和盘道出,陈述时,还不时用眼神示意,推手肘提醒我们。
陷阱
虽说在法国无物不可食,却总有等级之分——例如橄榄以里昂(Nyon)出的最好, 芥末数第戎(Dijon)产的为佳,瓜是卡维隆的甜,奶油是诺曼底的妙。而最鲜美的松露呢,大家公认来自佩里格(P’erigord)地区,价格自然也高些。可是你在该区集散地的散欧市(Cahors)买松露,又怎知不是数百里外沃克吕兹省掘出的货?除非熟知供应商,认为他诚信不欺,你是没法确定的。根据雷蒙的内幕消息,佩里格地区售出的松露,50%是别处出生而“假冒的”。
再说松露在离开土地后,送上磅秤前,莫名其妙地便会加添了重量。“可能是像包装礼品一般,给多加了泥土;也可能是松露内部增加了什么特别重的东西——外表看不出来,用刀子从中间一划,才露出内藏的细条金属。“这些人,多么厚颜无耻啊!”就算你决定放弃新鲜松露的风味,改食罐头制品,也不见得更有保障。有谣言说,贴着法国商标的罐头,有些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或西班牙产的松露。(这种说法,一定是欧洲共同体市场国家之间,获利最丰而又最不为人知的合作行为了。)
尽管诈欺手段连续不断,尽管价格一年比一年高涨离谱,法国人仍然抵赖不住松露馨香的诱惑,掏空口袋来吃它。而我们,听说本地一家我们偏爱的餐馆正供应本季最后的松露之时,也忙不迭地向法国人一样赶时髦了。
休闲中心
麦可饭店是卡布雷尔村(Cabrires)的小饭馆兼休闲中心,装演不够华丽,还没有引起米什兰指南的注意。老人在前厅玩纸牌,食客在后厅吃饭,互不干扰。老板主厨,老板娘招呼点菜,家中其他人跑堂打杂,是很舒适的邻里小馆。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要把手艺不错的主厨捧响成为名牌,把可爱的餐厅变成昂贵的饮食庙堂。
老板娘安排我们坐下,送来饭前酒。我们问起松露如何,她转动眼珠,露出近乎痛苦的表情。一时间我们以为松露已经下市,经她解释,才知这不过是她对人生许多不公平事物的反应。
她的丈夫麦克喜欢烹调新鲜松露。他有货源,也像一般人一样用现金付帐,一样拿不到发票。他认为这笔费用得算进经营成本里去,不能作为附加利润卖出,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买进价多少。松露提高了成本,他又不肯调整菜单上的定价,怕得罪店里的常客(冬天里顾客都是本地乡民,相当计较价钱。肯花钱的大爷通常要到复活节以后才南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老板娘拿一只铜锅给我们看,里面盛着价值数千法郎名副其实的松露。我们询问,麦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耸一耸肩,眉毛上扬,嘴角上下翁动:“Pourfaireplaisir(这样他才高兴)。”她说。
我们叫了松露烘蛋,多汁、饱满、松松软软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那珍稀如金的深黑小鬼,是冬季最后的绝美滋味。我们用面包把盘上余汁都擦净吃掉,猜测着若在伦敦,这样的一餐得花多少钱。结论是:我们可真白赚了许多。在普罗旺斯任何一点小小的挥霍,只要拿来跟伦敦比,立刻便会释然了。
麦克走出厨房来向顾客致意,注意到我们光洁的盘子。“好吃吧?松露?”好吃极了,我们说。他告诉我们,卖松露给他的那人——此项行当中的一个老恶棍,刚刚给人抢了。抢去的硬纸盒里,装着超过10万法郎的现金,可是这贩子不敢报警,怕警察问起这大笔钱从那儿来的。现在他正哭穷呢,明年他一定会抬高售价。“人生就是如此,”他说。
我会找到你家
我们回家,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是我和妻子都深感厌恶的声音,由谁接听,总要互相推倭一番。我们对打来的电话持悲观态度,铃声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响起,又总是近不及防地把你带入不可预期的谈话之中。信件就不同了,收信是很愉快的事,至少你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肯写信了,他们都太忙,事事赶着办,又不信任那些递送帐单倒从不失误的邮政局。我们则学会了不信任电话。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拿起话筒。“夭气如何?”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我回话说天气很好。这句话一定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对方此时才自我介绍说他是东尼。他不是我的朋友,甚至也不是朋友的朋友,只不过是某个相识的相识。
“想在你们那儿找一所房子,”他以简洁明了的语法说话,这是经理们使用汽车电话向妻子交代时的惯用语气。“想到你可能帮得上忙。打算在复活节之前南下,可避免拥挤和房价上涨。”
我说可以告诉他本地一些房地产经纪商的名字。
“有问题,”他说:“不会讲那种话。点菜,还可以,别的不行。”我建议他找一个会讲英语的经纪人,他说:“不想只找一家公司,要货比三家。”
谈话至此,对方已在暗示要我给他作翻译,我毫无此意,便该说些狠话,让对方打消这个念头。然而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得走了,不能聊一夜。下周抵达时,有时间详细谈吧。”接着他吐出最可怕的,让我恨无藏身之地的字句:“别担心,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找到你家。”
电话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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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iwtwyj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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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十月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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