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墨客轶事

四、林语堂

幼时看赵雅芝出演的《京华烟云》,很是为那个姚木兰倾倒,她怀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怀儒释道交融的精神风范,堪称中国女子的完美典范。

后来我知道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
幽默

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但是,第一个将“humour”翻译成“幽默”的却是林语堂。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言论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经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他在《吾国吾民》中写道: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曾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语堂自称,成功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在这番“矛盾”的自白中,却没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两句话:“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许多女人喜欢模仿男人的行动举止,这正是女人受到束缚的象征。只有当她以生为女性为荣时,才真正伟大。

下面一句说的够狠:
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爱国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但他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

1940年 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 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 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 30 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林语堂结束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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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一生嗜烟,他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语若干。他说:“从一个吸烟者戒烟的短期中的经验的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示吸烟的艺术的实际的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少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的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他认为戒烟是懦夫的行为:“在我这次做懦夫的三个星期中,我竟会故意拒绝一件我所明知具有巨大的提升灵魂力量的东西。其经过实在是极为可耻的。现在我已恢复了理智,每当回想这件事时,我正不解当时这种道德的不负责任行为何以竟会维持到这般久。我在这痛苦的三个星期中,内心日夜交战着。”“当时我的动机其实很可笑,我不解以宇宙中的人类而言,为什么不能吸烟?对这句问话,我现在实在找不出答语。”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性情

1927年,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堂在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林语堂的幼稚病又犯了。他爱屋及乌地把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替他出学费,让他去念英语夜校。幸好,那家伙不成器,没有去念。后来,林语堂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小瘪三与这个女佣好上了,两个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语堂从没有怀疑他们,还是等这两个家伙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明白过来。

又有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去玩,本来说好第二天才回来,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们改变了初衷,当天晚上回家了。到家之后却发现,厨子和洗衣服的女佣人睡在他们的床上。这可把廖翠凤气坏了!她立即把他们赶下楼去,并让孩子们的保姆换了床单。第二天,廖翠凤执意要赶这两个人走。林语堂又发慈悲了。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而那个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了。厨子却因祸得福,把他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来,顶了洗衣妇的职务。这又是林语堂的主意。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 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 “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趣闻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林语堂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这一次搏斗,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廖翠凤很是心疼,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林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当《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章提议用老宋体充数。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林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林汉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吾国与吾民》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语堂不但文章好,而且言谈风趣。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这种演讲吃力不讨好,因为不说些夸赞祖先的话,同宗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当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林语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蜚声海外。他的《吾国吾民》译成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当进,巴西有一位贵妇人,内心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 “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标的马倒没有消息。消息传到美国,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林语堂对什么都感兴趣。1936年,林语堂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后,没有佣人,家务样样都得自己做。林语堂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孩子们。林在在鞋上抹油,用一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和街口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林语堂对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比如他告诉孩子们,在浴缸里洗澡之后顺手用水抹一下浴缸,便不会留下圈子,他也起劲地这么做。

1938 年林语堂全家离美旅欧,羁留巴黎时,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欧洲 形势十分紧张。当他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 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语堂有 5 天时间停止写作。当事件平息后, 林语堂又幽默起来了,他说,他要写一张个人损失的清单,损失 5 天的工作 时间,按每天 100 元计算,共计 500 元。他要希特勒赔偿这笔经济损失。

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

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地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 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有朋友问:林语堂,你是谁?林语堂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林语堂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香君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魏忠贤的干儿子们,语堂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并提了一首“歪诗”,是一首六言的打油诗:“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己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的方法,我的病就会好了”。 林语堂最喜欢吃烤牛肉,而且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为了这事,他妻子时常笑他。有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思想斗争的最后结果,他还是起来了,独自在厨房里吃了一些他爱吃的东西,被妻子瞧见,在一旁忍俊不禁。所以他最讨厌一件事,就是人家在八点或八点以后请它吃饭,如果有人在这时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和家人吃过饭才去。

林语堂从小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他学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13岁时到厦门读书,第一次乘轮船,就盯上轮船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弄得中文竟不及格;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注册文科而未入理科,完全是一种偶然。
林语堂在50岁以后,开始专注于发明。他用了三年时间,花费了全部的外汇储备10万美元,于1947年终于发明了只要打3个键即可成字,一分钟能打50个汉字的中文打字机。先生为这发明几乎“倾家荡产”,由于战争因素,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先生曾改良他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历时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除了打字机、词典,先生发明的“自来牙刷”手绘草稿、“自动门锁”草图和自动打桥牌机等,都令人惊服先生创意无穷。先生还为夫人设计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座椅,在当时,堪称相当前卫。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展现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部作品原是用英文写成的,英文原名为“The moment in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先后出现了几种译法。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人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之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moment”译为“烟云”,真是神来之笔,其中既巧妙地交代了时间,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四个字浑然一体,端庄凝重。

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名“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其稿费充作葬仪。

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约,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作为题材,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指山西人。

林语堂曾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林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那位寡妇还给林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林语堂。一次,林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林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了。

林语堂受赛珍珠的邀请去美国,途中,“胡佛总统号”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语堂打算带着妻子女儿好好游览一番。哪里料到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旁边站着二十来个人,面色着急地翘首以盼。林语堂一露面,欢迎者涌过来,按当地的习俗,给林家献鲜花编成的花环。林语堂和廖翠凤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语堂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各色的热带鱼在浅红色的珊瑚丛中穿梭,色彩缤纷,煞是漂亮。晚上,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语堂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目的那位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位先生一脸错愕,敢情双方游玩了一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 林语堂赶紧说,“谢谢!谢谢!” “打扰!打扰!”那位先生急忙回礼。略一停顿,双方旋即哈哈大笑。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语堂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横竖打不开。最后,他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会为盛名所累。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导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林语堂晚年居于法国。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嘴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书展是由《纽约时报》和全国书籍出版者协会共同主办的。主办者还安排了一次作家演讲的项目,林语堂也在邀请之列。当时,他的《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高居畅销书榜首,他的名字也正风靡美国读书界。美国的读者,正欲一睹他的风采,所以,他的演讲受到读者的欢迎。轮到林语堂演讲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以风趣幽默、机智俏皮的口吻,纵谈了他的东方人的人生观和他的写作经验。那天,林语堂一反他在欧美大众场合穿西装的习惯,打扮得像在国内一样,穿一身蓝缎长袍,风度潇洒,慧气四溢。热心的听众,被他那娴熟的英语,雄辩的口才,以及俏皮精湛的演讲折服,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当儿,他却卖了一个关子,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他的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 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半天没回过神来。过了好几分钟,身着华服的太太小姐们才匆匆忙忙拿着纸片跑出来,“我的问题还没问呢,林博士怎么就走了!”“我也是啊!”一片跺脚懊恼之声,林语堂听说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1939年,林语堂在美国纽约的世界笔会上发表一篇《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他说,当今德国有人把希特勒比为耶稣,由此他想起中国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倡议一说,称颂魏忠贤与孔夫子应当有相样的地位。那时惟有这样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魏忠贤的官吏全给残杀了。魏忠贤当权时与今日德国如出一辙,声势显赫,但到头来免不了自杀身亡。林语堂说:“自杀乃是独裁者的唯一出路。”

林语堂说:美国总统林肯最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讲,就是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而演讲结束后,又让人看不出有准备的功夫,他认为这是成功的演讲,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临时请人演讲,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临时请人讲话,令人措手不及,那是多么窘相的事呀!
有一次,他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后,校长请他到大餐厅和学生们共餐。校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临时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语堂很为难,无奈之下,就讲了一个笑话。
林语堂说,罗马时代,皇帝残害人民,时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给猛兽吃掉。这实在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可是,有一次皇帝又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让狮子去吃。这个人胆子很大,看到狮子却不十分害怕,并且走到狮子身旁,在狮子身边讲了几句话,那狮子掉头就走,也不吃他了。
皇帝觉得很奇怪,狮子为什么不吃他呢?于是又让人放一只老虎进去。那人还是毫无惧色,又走到老虎身旁,也和他耳语一番。说也奇怪,老虎也悄悄地走了,同样没有吃他。皇帝诧异极了!怎么回事?便把那人叫出来,盘问道:“你究竟向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
那人答道:“陛下,很简单,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一番!”说罢就坐下了。哗,顿时全场雷动,得一个满堂彩!校长却弄得啼笑皆非。

林语堂生平演讲无数次,每次均在伴着喝采声和鼓掌声中,走上讲台,可是有一次演讲,却被人“轰”下台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演讲失败。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在法国举行,当轮到林语堂发言时,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却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语堂则说五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于是马去找大会主席,商量并请求,主席终于答应可讲十分钟。马又去找大会秘书长,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十分钟,如果林语堂讲满十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
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便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也很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说时间已到,请林语堂结束发言,那时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的粗暴极为不满,于是一致的热烈鼓掌,希望林语堂继续讲下去,这时主席显得很尴尬,只得默认答应。可是林语堂却发怒了,愤而不讲,迳自走下台去,因而永远留下“半截”精彩演讲的一幕。

在美国成名后,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林语堂基本不拒绝,美国的演讲费高,兴趣和赚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穿着打扮似乎更费时间,妻子廖翠凤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他却像不愿上学堂的小学生,跟父母拧上半天,最终还得照办。有一回,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妙绝伦。在座的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说中国的好,一个女学生实在忍不住,手举得老高,语带挑衅地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 话音刚落,林语堂微笑着徐徐道来:“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举座喝彩。大家都扭过脖子去看发言的人,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林语堂会来上这么一句,窘迫得脸色绯红,羞答答地坐下来。

林语堂携翠凤1962年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来听的人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演讲者是人越多越兴奋,越容易出妙语,林语堂也不例外,他留下了最广为传诵的一段:“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喜欢演讲,可太多了也腻味。尤其是到台湾定居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王妈妈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语堂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教学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则笑颜常开,笑语连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正襟危坐,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会像家居那样,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中跷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还有一项绝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课程,从来不举行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成绩,他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数,他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就请对方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
有人问他,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他说:“假如使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一班五十几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而凭这十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凭着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让全班的学生,在几节课下来,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数,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
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这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而结识,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惨案后,由于北京形势太坏,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其实就是监视。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随后,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但是为了林语堂,鲁迅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却最后分道扬镳。

1927年林语堂辞去外交部的官职来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倡导“幽默”。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想法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由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林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因此事,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要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林语堂好烟,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听鲁迅这么一说,林语堂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话,也有遗恨。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她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但是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她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理解还不深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在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选定林语堂成为这本书的撰稿人。

当时美国德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对赛珍珠十分心仪,为了追求赛珍珠,她从美国一直追到中国,当他听到赛珍珠说起这个消息,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这是“伟大著作”!此时赛珍珠与R•沃尔什已经结婚,《吾国与吾民》由赛珍珠丈夫R•沃尔什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W

林语堂接受赛珍珠的邀请,卖掉了房屋和家具,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来到美国。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二女儿亚娜(林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亚娜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他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

林语堂向赛珍珠谈了撰写新著的打算,赛珍珠夫妇建议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其第九章《生活的艺术》扩展而成一本书。林语堂欣然采纳,用了半年的时间,两易其稿,写成了《生活的艺术》。

1937年,《生活的艺术》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次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更大,每月读书会作为12月份的特别推荐书,比《吾国与吾民》更加畅销,不断重印,多达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18个版本也同样畅销。《生活的艺术》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的“枕边书”。

1938年,赛珍珠的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林语堂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于1939年8月8日终于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抗战期间《京华烟云》在美国就销了25万部。林语堂接着仍写长篇小说,1941年的《风声鹤唳》,1953年的《朱门》,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书,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寡妇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一对很好的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林语堂从小梦想当发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想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到了美国,仍不改初衷,四十多岁了,他还想上麻省工学院,深造理工。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机,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他申请了专利,到处推广,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因此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就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语堂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他完全没有想到,将他引入美国、与他有十几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赛珍珠与往日判若两人,断然拒绝。

林语堂非常恼火,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给的百分之五的版税。赛珍珠拒绝林语堂清算版税收回版权的要求,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没有得到版税,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对于此,林语堂说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青梅竹马,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本名赖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初次见面,赖柏英的母亲按照传统辈份的观点,让她叫语堂“五舅”。林语堂那时候又小又瘦,个头和柏英差不多。小赖柏英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坚决不肯叫。林语堂本想板起脸,装装“五舅”的大人样,可瞅见柏英委屈的模样,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为赖柏英的脸偏瘦,活脱脱一个刚成熟散着甜香的橄榄,林语堂便叫她“橄榄”。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但是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赖柏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

林语堂从未忘记他的初恋,而柏英赤着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语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结”,赞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专门写了篇《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战争失败后,一度逃往菲律宾。回国后,陈天恩大兴实业,创办了造纸厂、电力厂、汽车公司等,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陈家笃信基督教,陈天恩还是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

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在学校,陈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林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陈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陈天恩那时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认为林语堂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旧时林语堂后来的夫人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到了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80岁的林语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到晚年,林语堂晚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陈天恩 “棒打鸳鸯”后为了安抚年轻气傲的林语堂,他安排了语堂和邻居廖悦发家的会面。廖家也是大富之家,虽然比不上陈天恩,可在厦门也有自己的钱庄和房产。廖悦发是个十分传统的旧式家长,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廖家的女儿从小就要干活,烹饪、洗衣裳、缝纫等都是家常的功课。廖悦发说,这是为了将来到丈夫家能好好过日子。他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可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语堂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语堂并没有见到廖翠凤,因为根据规矩,他们不能相见,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由于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较好,所以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觉得语堂是年轻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林语堂的大姐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决定他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而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林至诚很是高兴,因为林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林父常捋着胡子,笑眯眯的,逢人就说: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廖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结婚当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林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语堂次女)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子看。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我已43岁。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发店去吗?林:不,我要预备演讲。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廖:但你也许是的。林:我不是。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林:对的,香!廖:谢谢你。

还有一次,廖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林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和一般懂得体贴太太的丈夫一样,对女人爱穿着打扮的方面,表现得毫不吝啬;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评价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九、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逸事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妙语

沈从文时也风趣。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从文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稿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
论文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大骂汪:“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的汪曾祺。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节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继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弃文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成去北大看热闹,回到家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1949年1月以后沈从文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再次自杀,他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看见沈从文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病愈后,沈从文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沈从文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他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从此,沈从文只写旧体诗。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从文的学生辈的林斤澜有次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1972年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的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研物

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沈从文日以继夜地写他的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文章。沈从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脑袋里知道的东西留给后人,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沈从文觉得自己可能活的时间不长了,因为他是由于心脏病太厉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灯老亮着,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时要去张望张望。早上听见没动静就去敲他的窗户玻璃,一听里面有声音才放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从文和黄苗子两家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沈从文看见黄的儿子就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沈从文经常去逛琉璃厂、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见文物便经常买回来,无偿地捐给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黄能馥吃了苦头,不干文物了。沈从文知道了跟陈娟娟说“把黄能馥给我叫来”,黄能馥去了,沈从文对黄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说完落下泪来。
纠葛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他们是密友,是患难之交。

沈从文《记丁玲》中,沈从文写道,他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沈从文就向他解释,他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她是一个女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过的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他的贫贱之交。为了友谊,沈从文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嫌疑的他们拒绝。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其中,有一次他从南京拿着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去找当时的市长张群,然而杳如黄鹤。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

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来: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经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据陪同的二儿子虎雏回忆,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让他怀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忆。张兆和带上的丁玲儿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时淡淡地敷衍了几句他们的求助。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 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出来政治上的害怕,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此时不便太近,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细腻感受着。沈从文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详情无法得知,但肯定在关心着丁的近况。丁玲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

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
纯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评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巴金、常风、邓云乡、张允和等人,都描绘了沈从文不通世故,不善自处的特点,由此推论他的文字之美,恰来自于精神的静观。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经过“一个曲折的历史性的艰难过程”后,中国文学史在沈从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六、赵元任

今天我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生平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天才自然从小就展露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学习和任教的经历:

1907年赵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一年。

1915年赵元任人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

1919年赵元任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赵元任的学术头衔: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赵元任的研究博杂,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较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 (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 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逸事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来果然博学多才,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

赵元任与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赵元任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因为赵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1911年,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粗话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后,周作人也来了,劈头盖脸地用绍兴土话把刘半农又大骂了一顿。几天后,当刘半农去教师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数学论文,都大量地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

赵元任和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元任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赵元任回国,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

赵元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 ,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 :“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81年当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性情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他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爱侣

说到赵元任,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妻子杨步伟,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 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 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杨步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 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弟。喊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任性,野气得很。她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权,婚姻自由。16岁时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为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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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三月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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