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墨客轶事

十、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 (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 ( 第四级 ) 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 ?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真诚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八、罗隆基

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梁实秋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4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 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评说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归去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九、蒋梦麟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忧国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从此,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蒋梦麟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身体力行,不仅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治校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上任之初,蒋梦麟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悲悯

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困境

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 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1922年11 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1943年12月,在西南联大蒋梦麟写完《西潮》后,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书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非常困难。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自谦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识见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他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梦麟认为:“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五四”这一段历史,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坚韧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他要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北大不至于关门。

蒋梦麟等人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不争

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纯厚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陈独秀和蒋梦麟“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文革”结束后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展出了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说:“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 “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再次确认上述事宜。
逸事

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做过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其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因为没有蒸汽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实验没有成功,他的信念却坚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蒋梦麟进入中西学堂学习的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的时候,李大钊是校长室的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原来叫做马神庙的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在报上嘲笑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但在蒋梦麟看来,“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道。”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婚恋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在晚年时迎来了他的最后一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徐贤乐。徐贤乐(1908-2006),是江苏无锡人,系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得非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据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的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也因为如此,她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

徐贤乐的前夫是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后来因公然反蒋,于1949年被蒋介石暗杀于香港)。1938年,杨杰被派担任驻苏大使。到了1940年初,杨杰就被免职了。回国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也就在此期间,他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一九五八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透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博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胡适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二十万,你虽给了八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的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 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 (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1962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归之自己名下……待蒋发现,盛怒之下,修书一封,欲与离婚。徐女士当然不从,公开撰文,说他们爱情尚存,不过是蒋先生受了别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从此蒋梦麟避不见面,一切透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蒋梦麟的起诉状中称,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指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登记徐贤乐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作法,都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说徐贤乐经常大惊小怪、借故吵闹,不准他吊唁亡妻,还要求女儿搬离;而且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他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梦麟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随后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尽管已身无长物,由于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终于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 ’,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附:胡适致蒋梦麟的长信部分:

……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 “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影响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有种 ”。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1994年,台湾诸事不顺,尤其让负责农业生产、经营,农民照料以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伤透了脑筋,先是死猪肉贩售风波,强烈台风致山区严重土石流,乃至于口蹄疫爆发,不得不宰杀上万头猪只,高尔夫球场开发导致水土保持争议……诸多问题折腾。官员研究了半天觉得问题出在农委会的风水不好,终于决定从尘封的仓库里抬出农委会创会祖师─有“台湾现代农业之父”称誉的蒋梦麟铜像,坐镇农委会一楼大门,希望这位对台湾土地与农业最有贡献的学者,能一改农委会的衰运。

评价

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民国百人传》的作者吴湘相教授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十九、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学生,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黄侃、刘文典、曹聚仁、吴承仕、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革命

说起章太炎,首先认为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但是鲁迅先生给老师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1897年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

1906年6约29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0年,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1921年,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4月,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他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立场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赐狗官尝喜酒。 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 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 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 礼仪廉耻忘记了。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 我今苦口劝兄弟, 要把死仇心里记。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章太炎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孙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碧云寺的庙宇,再次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1644年随清军入京,将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中山堂。金刚宝座塔下,成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在杭州讲学时,章太炎常感肠胃不舒服,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竟达百余人。章太炎讲学三天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论断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气度

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疯子

提到章太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疯子”、“神经病”这样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事,平常人很难理解,再加上他喜欢骂人,所以“章疯子”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他的本名。当代学者刘逸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

被人称作“疯子”,一般人的反应好不到哪儿去,但章太炎却是个例外。据传记文学作家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章太炎十六岁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章太炎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章太炎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北上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不想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太炎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太炎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就不语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1902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因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他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章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 ”章太炎意在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 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入狱

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章太炎力主革命,当时,蔡元培常请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在《苏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当时邹容写了一本《革命军》,请章太炎替他润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便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蔡元培去了青岛,吴敬恒跑去欧洲,陈梦坡去了日本,宗仰则躲在哈同花园。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们去了。邹容虽然成功地从后门逃出,但章太炎在狱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自首。结果第二天,邹容真听了章太炎的话,前去自首了。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住一起,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且工种一样——都是裁缝。由于近视,章太炎缝补动作稍不敏捷,巡警拿着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还稍作反抗,但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气之下绝食七日,最后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邹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狱中。因为邹容的死,让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直到三年期满出狱。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章太炎因此声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章太炎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报》。1908年10月20日,章太炎被抓入警署。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东京地方法院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刚刚新婚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收拾包袱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都劝阻他,章太炎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开始,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被软禁。有一天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回来时也如此。章太炎一问才知道,这些宪兵是来“保护”他的,一气之下,他抄起棍子把这帮宪兵打得抱头鼠窜。

章太炎在被软禁期间曾想过逃跑,但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越狱”,谈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与袁世凯理论。关于这个情景,版本较多,最有名的是说章太炎在新华门破口大骂三天不止。实际情况是这样:一开始,章太炎是想通过正当途径见袁世凯的,为此,他在进总统府的时候,还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凯一直不敢见,就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他还把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这才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并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龙泉寺,从此,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禁锢在这里,后转至钱粮胡同。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未敢面见章太炎。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后来,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就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前去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来就把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给我滚!”秘书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被囚禁后,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然而,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被囚期间,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一直到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释放。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狂傲

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章太炎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章太炎《章氏业书•原学》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而為胡适《诸子不出於王官论》所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这话给透露到康党门徒耳中,“康党衔次骨矣!”这一天,“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不过章太炎给友人信中犹不忘从笔墨上讥讽康圣人一回:“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没人敢说他不是。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骂之词倾泄而出,让保皇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嘲弄康有为这个“圣人”,而且言语诙谐,绝不下流,让旁观者忍俊不禁。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逝世,其子伍朝枢过上海,一日来拜谒章太炎,谈及乃翁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尴尬一笑,只好无话找话说,又谈及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还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此外,章太炎讥讽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在谐谑风趣上也不逊于挽伍廷芳一联:“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章太炎还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之:“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心中对张之洞这个始乱终弃的大僚积着一鼓怨气,于是改唐诗来讽刺张之洞:“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原诗是杜诗,但一经章太炎改头换面,并掺入诸多关涉张之洞的典故后,知道内情的人莫不读来大噱。

有一次,上海有人选定近世文人名家笔语五十家,章太炎当然列名其间。可是章太炎闻得这一消息,却大发其牢骚。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将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自己的“浅露”之作。接下来,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价!

有人和他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还专往他枪口上凑,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章太炎一生自负,至死依然。其临终遗言曰:“朴学从此中绝矣。”
教育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不只是简单的开班讲习,实际上已经办起了自己的私人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学校在章太炎花园住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又购地建房,以作教室和学生宿舍用。以章太炎为主讲,另有多名讲师,并由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这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后来还办了附属中学。按张昭军先生的描述,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本人也极重视讲学,生命末期坚持带病上课,并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混沌

童年章太炎却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太炎的母亲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尽管环境闹,他总是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看书,天色渐暗,气温转低,其长嫂连唤三声,叫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读书。殊不知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众人见状,大笑不止。而太炎却茫然不知,抬起头问家人笑什么?让我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乐了。

章太炎在逗留上海其间,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的衣服干脆就不洗。因此他的衣服都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更加令他的衣服可以“垢上加霜”的是,他鼻子有鼻息肉(他死因就是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当鼻涕大龙蜿蜒而出有“或跃在渊”之势时,只见他大袖一挥,“截断众流”,一条大龙“见龙在田”,于是衣袖上斑驳陆离,气象万千。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据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净可鉴的。章氏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辫发,当时看到朋友一件西装,穿着西服没有辫子还不太扎眼,所以借着这件西服穿了起来。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又复废黜了清朝年号,这大清朝的长袍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截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接而不牢,缚而不紧,于是只见他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上张园演讲,大庭广众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从日本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日本衣冠文物犹有盛唐遗迹,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装一变: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因为剪了辫发,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这和服还有些来历。因为日本当时刚脱离封建时代不远,有些世家还在和服上绣着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而不是满族奴隶。这件衣服他一直穿着。革命成功后亦着装如故。1913年八月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章太炎一度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次年五月决定绝食,安排后事的时候特意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居家上海的汤国梨,以慰其思念之情,大概想着自己如果尸骨无存,至少还有这一件革命故物可作衣冠冢吧。”

章太炎的辫子也是一大景观。因为出了租界之后无辫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装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就不免常掉下来,更加引人侧目。有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倒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没人敢赌。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批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秋,房东吵上门来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夫人潸然泪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章夫人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好友董康 (绶经);董康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送回。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搬家时章太炎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著,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据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有一次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门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问:“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说在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店,结果车夫只能拉着章太炎在马路上兜圈子。后来孙家打电话问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没有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声前马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

还有一次,章太炎从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记错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车雇了一个车夫,又在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着,焦急万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内分头找寻,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从此,他老人家出门,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更离谱的是,有一次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而且倒头就睡。这本是邻家一个少妇的卧室,她早上出外购物,回来一看一个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左右邻居都认识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护送回家。章太炎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竟然不高兴地问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还是在上海爱国学社的时候,因为章太炎老不洗澡也不理发,有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钞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然而有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913年四月的时候(三月宋教仁被刺杀),章太炎弃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南来抵京晤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和章太炎说“体己话”: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章太炎踌躇再三,接了下来。但袁世凯深知章太炎有点迷糊,明明白白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等于白送,结果他还是没有拿到手。原来,他拿着这四万元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刚回到上海,南通的张謇状元就直奔他而来,开门见山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最后还是支支吾吾拧着脖子将此款交予张謇“充公”,看得一旁的汤夫人心疼已极。

据说晚年章太炎寓居上海,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居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深深点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也不看后面了,就和人家议价。人家觑得他这样满意,因而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已经超过时价很多了,本还有还价的的余地。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还可以加一点,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汤国梨闻讯赶来,大势已去,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而且,房子还不能住,原来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就有机器轰隆隆开个不停。这房子卖也卖不出,租也租不出,结果只好空着,还得雇人看守。于是他们只好买地再造新居。
嗜好

章太炎嗜好是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抽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冯自由(冯玉祥)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玉祥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玉祥致送了润笔墨银20圆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些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逸事

章太炎生于书香之族。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惟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知道小少爷闯下大祸,将殃及老爷仕途,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

陈存仁对章师说起现在白话文运动中,忽然来了一股妖风,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名叫张竞生,在北京《京报》上征求性史,就是要各人写出对性欲的经验之谈,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这本性史原先是在北方印的,寄到上海数量甚少,上海书商立刻翻印,每天可销一两万本,弄到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其中内容最好的一段,是署名“小江平”写的一篇《初次的性交》,写得淋漓尽致。(按:小江平正式的名字叫做金满成,是法国留学生,在里昂曾与陈毅同居一小室。)章太炎听了陈这段话,为之大悦,要买一本给他看看;后来章太炎把这小册子看了一阵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他对钱实在是在乎的。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氏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章太炎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上海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银圆。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章太炎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朋友求墨宝,向来不要钱。笺扇庄朵云轩来,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章夫人出面,索价每件100银圆。有时银圆收了之后,章太炎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因为章太炎曾做过军阀孙传芳的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家住在上海,经济窘迫。但章太炎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章夫人调度。章夫人常出去张罗钱财,有时打了包裹,到当铺去典质。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太炎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后来有人到章太炎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就把它送到杜宅,当时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的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枝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一百余张,而章太炎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一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以为结识与笼络章太炎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言谈热烈。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作为对章太炎的馈赠。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了这笔重礼,又不好推谢不收。杜月笙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境况与心理特点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在杭州,每日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章太炎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沈氏带了两个少年来拜访。说二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太炎收为门生。章太炎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 二子应对得体,且能背诵诗经。章太炎认为孺子可教,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沈氏当即交给章夫人“贽敬”(听讲学费)200银圆。于是报纸盛载章太炎在杭州收了门生,引起许多人来投章氏门下。“贽敬”以40银圆者为众,100银圆者亦不少。一时有二十余人赶来杭州听讲。估计共收入至少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章夫人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师徒

章太炎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章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章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章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章太炎晚年专程到过杭州,第二天晨起穿了礼服马褂长衫,命随从带了一副香烛及水果数件,慢慢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曲楼”,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乃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 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93岁的姚奠中老先生一提起章太炎先生,立即显得肃严。姚老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老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科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有家学背景,不过他们的父辈都偏重国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曾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学,亦列章太炎门墙;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公子;而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养。
戏谑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陈存仁把刘半农的情况告诉章太炎。章太炎听了很感兴趣,听说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看到刘的文章,章太炎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便将报纸上连载的《赛金花本事》给他看,章太炎看了这些剪报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不久,刘半农到上海,报纸上的新闻说他要访问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师,师母汤国梨女士也在旁边,她对老师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师点头微笑,并指定陈存仁相陪。

这天,刘半农同三个人来访,并带了附有镁光灯的三脚架照相机。章太炎衣衫,甚为整洁施施然缓步而下,坐定之后,很客气地与访者寒暄,他说:“我鼻部有病,闻到镁光的气息,鼻病必大发,最好请你们将照相机收好。”刘半农本想和章师同拍一张照,经章师这样一说,陈存仁立即着他把照相机收拾起来,刘半农不得不从命。

接着刘半农就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见解如何,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太炎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这时,刘半农已听得呆若木鸡,这一问他倒振作起来,便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他说得好像振振有词的模样。

章太炎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接着他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在这时,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他:“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

刘半农想了半天,他的同来者也都面有难色,不敢插嘴,知道今天的访问有些下不了台了。他果然答不出一句话,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师。章太炎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唯唯倾听。

接着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师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半农又无词以对,只说:“愿闻其详。”

章太炎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半农只得点头称是。章师又按着桌子一拍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刘半农听了这几句话,好像大大的受了一顿教训。究竟后来刘半农回去查不查过《章氏丛书》,我可不知道了。

刘半农倾听章太炎的话,一句也插不上嘴,同来的人与刘氏面面相觑,想快快脱身,不料这时刘半农却又说了一句:“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想借此掩饰自己,夸大北方学术界的工作,来平抑章师的气焰,一面就起身想走。章这时勃然大怒,说:“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时他又把手杖在桌上拍了一下。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吗?”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当时刘半农不出一声,就是不敢答应这一件事。

章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这时已超过午餐时间,刘半农同来的人就出来向章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太炎老师只说一句话:“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接着指着我说:“就是要他写。”刘半农就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代送,送出了门之后,章太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好像其乐无穷,认为这次骂人是很得意的事情。
婚姻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章太炎的夫人是汤国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 “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几种记载: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太炎结婚时,是在章太炎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太炎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四 、《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 、许福的口述: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许福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禁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为了劝阻袁世凯身败名裂起见,就在新婚后约一个月的短时期,从上海动身,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归去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评说

据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认为: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建议的。

徐复观:看过他(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说:“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鲁迅评价老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先生回忆章太炎师的时候,却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而鲁迅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所以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曹聚仁先生《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曹先生的老师单不庵先生曾经想请他讲学,但被拒绝(正是他为袁世凯所忌,马通伯请他莫问政治,以学问成千古业的时候),“他不愿意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于虎皮交椅上”。

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辛亥革命的元老冯自由为章太炎书写挽联一首,对其革命功勋大加褒扬: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昔日北洋军阀的大将陈宦也亲作挽联,寄往苏州,联曰: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上联称赞章之学问堪与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相媲美,下联则认为章之铮铮铁骨丝毫不让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章门众弟子中,属钱玄同的一幅挽联写得最为精彩: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分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 posts
梵蒂冈
梵蒂冈

梵蒂冈城市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以教宗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 […]

阅读更多
木兰围场坝上草原攻略
木兰围场坝上草原攻略

坝上是中国少数几个自然景观能称得上震撼的地方,尤其是十月秋高季节,美的亮瞎你的钛白金狗眼!

阅读更多
THUS SPAKE ZARATHUSTRA -by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by Friedrich Nietzsche

WHEN Zarathustra was thirty years old, he left his […]

阅读更多
  • 评论
  • 引用
  • 关于文章
评论被关闭
发表在 三月 2, 2014
in 在线阅读
2013 © Copyright by 淘路网 Tourcl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