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墨客轶事

十四、梁漱溟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性情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梁漱溟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悲悯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想跑却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都沾满了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因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狷狂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爱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饮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自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总结的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精神内核。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他还说:“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厌离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佛缘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思虑

梁漱溟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漱溟的脑子一开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教育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过去梁漱溟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认为他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梁漱溟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儿子们。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 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有关方面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罗隆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晚年和冯友兰见面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论战

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至今让人记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论战。在很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可能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当有人向梁漱溟转述毛的话,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逸事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梁漱溟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得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得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因为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革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革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有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文革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谈此事时,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他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九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当支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婚恋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说起黄靖贤时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认同与了解后,梁漱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不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质,而且从妻子默默为自己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后14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尤其在黄氏去世前4年间,夫妻间感情弥笃。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是这样充满深情厚意回忆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还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以后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梁漱溟中年丧偶,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太太,遭到他的拒绝,他矢志不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会续弦。1943年,梁漱溟从日军侵占的香港避难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为介,与一老小姐结婚。这一年,梁漱溟50岁。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很有意思的是,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于是在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梁、陈的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漱溟的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副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梁漱溟首先在庆祝仪式上发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于是,龙积之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做了一番高论。梁漱溟的旧友李济深先生也作了道贺式的讲话。来宾中的作家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一说完,大家就大笑起来。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恋爱的故事讲得细致动人,惹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6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与陈淑芬女士结婚后,一改过去严肃显得有点古板的性格,从此竟然也谈笑风生,幽默了许多。但也有说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于是梁漱溟晚年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笔者认为,陈女士性格暴躁应当是正确的说法。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陈淑芬女士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
归去

梁漱溟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缅怀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冯友兰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赵朴初说梁漱溟:“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十二、熊十力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摘自熊十力《十力语要》

熊十力先生的狂狷比黄侃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熊先生比之黄侃,却少了那一份轻狂之气。熊先生暴烈不羁,好骂人打人,我的一位朋友在看熊十力先生的事迹时戏言熊十力的“十力”意为“十足蛮力”。下面就来说说这位暴烈易怒爱打人的熊先生。
狂狷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伟大的淘路网http://tourclue.com免费为您服务!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道、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我自岿然不动!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会,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大隐不给面子。熊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在北碚期间,旧雨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陈:“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立刻重复了一遍:“我就是风景。”于是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不羁

熊十力夏天总光着上身,即使年青女弟子来访也一样。

一次,王元化来访,熊十力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初入北大,熊十力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不敢坐第一排。有人躲到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

熊十力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谈到高兴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
暴烈

殷海光文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原来,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熊十力经常和其他学者争吵,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废名(冯文炳,文学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确经常与熊的意见不和。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一次,二人又争吵不休,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记录过此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关于熊十力与废名的打斗,演绎出了几个版本:一说来自汤一介的《真人废名》:“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还有说两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人说,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圆,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功事?”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圆很容易就吃下去了。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动手打。说来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有一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一二八”日军侵略事件即将爆发,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

据李渊庭回忆,1945年,他到老师的房间,“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熊十力大骂渊庭为“王八蛋”。李渊庭无奈,离开了老师的书房回到自己家中,结果熊十力又追进来。李渊庭进门走了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着熊十力,熊十力接着骂他:“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渊庭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的话音未落,熊十力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 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自己的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
暴躁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后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其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熊去广州,熊不去;陈送钱,熊不收。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30元表示支助,熊受之。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有一次熊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熊十力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

熊十力他从来不管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经此一骂,徐复观立起来了。

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熊十力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气节

1917至1918年间,熊十力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熊十力的一个爱好是骂蒋介石,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

对于熊十力的学识,蒋介石是十分赏识的。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阎秉华回忆,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声音之大,自后山一直传到院里。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款二百万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其实熊氏欲办哲学研究所的意愿由来已久。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

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忘我国家,决不能忘我民族,决不能忘我文化。”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真挚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

熊十力曾寄语弟子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熊十力自幼家贫,只读过半年私塾,全靠勤奋苦读,终成一代大师。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心灰意冷。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 “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孤冷

熊十力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逸闻

熊十力生于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准确的生日,后来弟子们要给他做寿,便姑且定为正月初四,那是为了既占一春之先而又避开三天大年的缘故。

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这样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十力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 当时是16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复观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指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熊十力的性格颇似稽康,对于来访的达官贵人,从不回访。在重庆市,郭沫若常常带着桂圆和鸡鸭去看望他,郭曾书一笺云:“愿吾父子,永恒健康,爱国讲学,领袖群伦。”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
识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募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命运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文革期间,熊十力被抄家、揪斗、游街,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

1968年5月,84岁的熊十力,绝粒而逝。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赞誉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十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十三、闻一多

闻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诗人,著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笔下。但是,闻一多并不只是革命家、诗人,他还致力于中国国学研究,著作颇丰。同时,因为有诗人浪漫气质,他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一位艺术家。
性情

21岁时,闻一多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

在清华时,闻一多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临大)。此时闻的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但妻子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闻一多途经武汉时,写信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高孝贞这才消了气,给丈夫回信。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闻一多先生满怀悲愤,“拍案而起”,亲笔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疾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父亲:“父亲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错误,敢于否定自己,他曾公开承认自己对鲁迅有过偏见。”在闻立雕眼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有很多次,他尊称父亲为“闻一多先生”。“说他是慈父,因为他对我们五个子女都非常关心。大哥学习特别好,从高二跳级直接念了大学,父亲就把一支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派克钢笔给他作为奖励。而我比较贪玩,不爱学习。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撒谎说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并说:‘你不相信去问老师嘛!’那时我家在小西门武成路福寿巷,而学校在凤翥街,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专门跑去问老师,故意说了那句话。不曾想父亲一下子就生气了,脱下脚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边跑边喊,父亲只穿了一只鞋,边追边打,母亲听到我的喊声赶快出来劝阻了父亲。”回忆起当年,闻立雕先生告诉我们,父亲并不是一个爱打孩子的人,只见过他打过两次孩子。作为父亲,他要求他的子女做人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谎。因为自己撒谎,父亲才发了火。

在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对感兴趣的课舍得下气力,加上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学生,在这类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开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诗,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爸爸有些不适应,就经常缺课。结果,毕业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收汪当助教,朱一口回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但是,闻一多却很喜欢汪。那时,闻一多的政治态度已出现转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家约稿。闲聊中,闻对汪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很快写了回信,说汪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到汪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悲悯

闻一多说: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判激来得强,发动也来得强,也许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得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看见有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当时哪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当时的百姓本来就瘦弱,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一多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他就上去劝架,结果那个军官大骂他通。他回来气得要命,夫人就说,你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心疼!”事后闻先生对学生说,他看了这个就像心里受刑一样难受,他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同情心,他看了这个就说,为什么离杜甫写《石壕吏》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比杜甫那个时候还惨呢?
风度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的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那个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里边写到,他像那个中提琴那个男低音,非常好。

闻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来空袭,以致停电,众人惊惶躲避。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自省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言论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清华虽然是按美国方式办起的学校,但在当时的学生中,也不完全认同它的一切。梁实秋就说过,因为清华是庚款学校,总觉得有一些国耻的意味。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相当尖刻,他说: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

《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闻一多还曾这样谈到节日各种艺术活动的感染力:“这时最险恶虚伪的心也能闪出慈柔诚恳的光耀;这时什么沉忧烦虑都匿形遁迹了;这时人类中男女、长幼、富贵贫贱各种界限,同各种礼教的约束都无形消灭了……”
臧丕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胡适,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诗?》,另一篇是《谈新诗》。从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章节。”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他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闻一多在给其父母的一封信中还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是说了很公道的话,他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

闻一多说起鲁迅:“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
五四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20岁。“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当时,他在清华学生会当文书,于是便连夜抄了岳飞的《满江红》。25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中说出了这件事,人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说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是时,闻一多对他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前后思想的变化。梁实秋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运动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还担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的书记。闻一多后来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过当年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情形,他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评价很高,尤其对清华学生的表现,更是非常肯定。他这样说:“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
眷恋

闻一多在美国只呆了3年,按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是5年,还可以留学两年,如果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他却没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断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梁实秋说过:“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在出国前夕,曾和梁实秋几次商量,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则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才终于成行。也许是闻一多过于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在美国并不安心。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说过:“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闻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办的周报上刊载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看了很是不满。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每人写了一首诗,并同时发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梁实秋认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有很大关系。梁实秋说:“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

闻一多最后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但没有得到学位。闻一多在将毕业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6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们6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梁实秋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让他爆发起来。”

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他了。梁实秋曾听闻一多讲起过这件事。梁实秋回忆说,闻一多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之后,就和他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这里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

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梁实秋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时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认为民主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爱国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5年,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七子之歌》,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闻一多因抗战而蓄须。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闻一多听到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马上跑到理发馆,剃掉了留了八年的胡须。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他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一二•一”惨案后美国加州大学发来的邀请信,聘请闻一多为客座教授,而且说明可以带家眷一起去,但闻一多再三考虑后,决定不出国。他说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昆明还有工作要做。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1943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1945年,闻一多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逸事

闻一多是湖北人,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闻一多少年时在读书札记《二月庐漫记》中就写到了这个传说;他也曾作过《闻氏先德考》,虽因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后来在北平住时,闻一多带着妻子高真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并给她讲述族谱中的记载,他告诉高真:“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闻家对子孙的教导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父亲闻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较早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 他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主张送他们出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

闻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名字只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少年闻一多,读过不少梁任公(梁启超)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但他的其他功课却平平,因此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读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华的10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同学,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没有闻一多激进。

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闻一多教子方法也别出心裁,堪称一绝。据曾经跟闻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先生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 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后来,马学良先生才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

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世人皆知毛泽东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学图书馆。江青原名李云鹤,因机缘巧合,被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由于她颇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进学校的海鸥剧社,并与剧社社长俞启威由恋爱而同居。江青在青岛参加共产党,因革命形势变化去了上海,遂与俞启威分手。后来,俞启威改名黄敬,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去世。
立场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在教授会议上,傅斯年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诉国民党这是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当着冯友兰等教授的面,痛骂蒋介石:“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诗人

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闻一多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他提倡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表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

闻一多从结婚时起就着手实施“诗化家庭”的计划,即使在后来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活动也不曾中断过。闻一多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他的孩子们坐在旁边,他像讲课一样一篇一篇讲,中间偶尔停顿,让孩子们说说是什么意思。听孩子说完之后,他就再说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讲完之后还要他们背诵,如果背不下来的就罚捶腿。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臧克家进入青岛大学学习,最初报考的是梁实秋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兴趣读中文系,而中文系主任则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在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但是,想转到中文系的人不少,都没有成功。于是,臧克家便去找闻一多先生自报姓名,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他一眼,高兴的说:“你来吧。”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得诗,便跑去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为学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传来的枪炮声打断了闻一多教书、做学问的惬意生活。北京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闻一多不得不带着家人撤离故都。这时妻子正好不在身边,从不打理家务的闻一多对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他只带了两本书离开了北京。当时,闻一多在车站上又遇到正要赶回山东临清的臧克家。臧见闻一多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他亲的四壁图书,便问:“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传道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收到通知书。注册报到时,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闻一多讲课有两个癖好。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他主讲的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等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

学生秦泥回忆老师闻一多: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窗外窗里都站满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有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图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闻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而下面的抽烟的学生。汪曾祺对闻一多教的古代神话课,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讲这门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也觉得值。

汪曾祺对闻一多讲的课印象最深的是唐诗,他不止一次说,能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现世无第二人。因为闻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也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汪说闻讲晚唐诗人时,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对闻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闻一多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从艺

闻一多擅书画。“七七”事变后,从长沙到昆明全程3300多里,有的教授开始写日记,而闻一多却拿起了画笔,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沿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困顿

抗战爆发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水平从此一落千丈。无奈之下,他只能卖书。到后来就把自己最心爱而且最必须用的几本书给卖掉了。闻一多卖书的时候想,我只卖给学校清华图书馆,等到将来我有钱我还能收回来。卖完了之后他对夫人说,教书的卖书,心里好难过哦。

闻一多学美术出身,早年搞过篆刻,加上对古文字很有研究,朱自清等好友建议他挂牌刻图章。闻一多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戏称自己为“手工业劳动者”。 而一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闻一多刻图章。吴晗曾说:没有章子来的时候着急,家里人吃饭成问题:有章子来的时候也着急,那么多章子来了一下子刻不出来人家顾客不答应。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殉难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紧急声明中关于闻一多先生的遇难这样说: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李闻两同志惨案连续发生,相隔不及四日,而闻一多及其长公子之被刺,时间更在白昼,地点则为通衢,凶手达数人之多;并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那一段时间昆明的白色恐怖简直言语无法形容。有一个女特务,她直接来到闻家,穿着一个灰的长袍,菜绿色的脸,长指甲。她拿着一本圣经,利用圣经来威胁闻一多。她说主说的怎么怎么的,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再不改悔你命在旦夕了。她还带来一封恐吓信,直接闯到闻一多的窗前,在那儿大叫大骂。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就杀害了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当天晚上闻一多就要去,家里人叫他不要去,怕晚上出事情。结果第二天五点天还不亮他就去了,去的时候李公仆已经死了,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大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获知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要作报告的消息,亦要参加大会。闻一多夫人高贞与其他人一再劝阻,他断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的报告会上,发言的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混进场内的特务趁机起哄怪叫。这时,闻一多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扶起李夫人坐下,怒目注视着起哄的特务,说道:“特务们,站出来!你们还有几天了!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牺牲!”

在大会上,本来再三约定不发言的闻一多,站起后即席作了著名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讲演。闻一多说:我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不准备跨回来了!我们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

在闻一多讲演的时候,那个女特务也来了,她扔下一封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并说是你们命在旦夕了。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

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完了就把拐杖往门上一挂,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镇定。恐吓信也给他看了,看了以后一揉就扔到纸篓里去了,他照样干他的。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是无法劝阻他的,由长子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的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了,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闻名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候小孩嘛,我们就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陈达教授家里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呢就拿着个毛衣在那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谁也心不在焉。就是正在这个时候,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十几声了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啊,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年仅47岁……
悼念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朱自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称高真的舅舅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家大排行第七,闻一多称她七妹。闻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高真的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高真的父亲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退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是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高承烈喜欢闻一多,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八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闻一多呵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闻铭问母亲,还记得父亲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闻一多的八哥来开导弟弟。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而父亲却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闻一多却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在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他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闻一多对于这门亲事极其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 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有人曾说闻一多喜欢过方令孺。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到青岛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独居,这一点连好友梁实秋也不理解,不过梁好吃,夫人厨艺绝佳,当然舍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阉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绊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闻一多婚后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子。相当多的研究者包括闻一多后人都认为闻一多喜欢女诗人方令孺,并且进行了诸般牵强的考证,但实际上闻诗人根本不可能爱上方诗人。他写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此地有个方令孺,是方玮德的姑姑,能写诗,手段虽嫌粗糙,但颇可调教,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世界上哪有用这种语气谈自己暗恋的美女的?何况《奇迹》裏面的那个她,用一句唐传奇常用的话说:惊为天人。杨校长等在顺兴楼搞PARTY,八缺一,闻院长主动推荐方令孺,遂号酒中八仙,彼此相处,形同哥们,哪里又会是恋人的举动。

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认为闻一多爱上的是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就加入南国剧社,演戏是一流,是青大校花。沈从文作小说《八骏图》,其中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则可能暗指赵太侔。至於主角达士身上就有闻一多的影子,被黄衣女子的风情打动,向自己的未婚妻撒谎迟归。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俞珊,据说,在闻诗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诗人曾亲自来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
评说
毛泽东、朱德同志对李公朴、闻一多的称赞:“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闻一多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臧克家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十四、梁实秋

有一次大家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後他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那天喝了一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她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们大为不满,都叫著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於是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著笔锋急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庚辰腊八书於雅舍为实秋寿冰心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对梁实秋先生的最有名的评价,却也是最贴切的评价。梁实秋先生的的确确就是一朵花。
性情

梁实秋在清华上学时,因自小家庭规范极严,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在清华时,梁实秋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但他对清华对中文的轻视极为不满。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梁实秋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和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梁实秋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梁实秋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梁实秋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一日,李妻买菜归来,把菜筐往桌上一抛,买来的菜正抛在李的稿纸上,弄湿了稿纸。伏案为文的李大怒,遂起争端。梁闻声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就很少对太太发脾气了。

鲁迅和梁实秋曾有过论战。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1964年,他写了《关于鲁迅》一文,行文宽和,对鲁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并且在文中公开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禁鲁迅作品。

梁实秋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列。”梁、鲁对骂多年,梁更被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但雅量若此。
政治

1919年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的儿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

“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梁实秋并非不谈政治。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梁实秋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文学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实秋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抗战时,梁实秋得知一位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才是一绝,于是上门拜访,一尝果然如此。席中宾客们一致要求主人要公开烹制秘奥,杨太太很谦虚:“没什么,没什么,这其实上不和是台面的,不成敬意。”这时一位客人开了腔:“我来宣布这个秘密吧,一句话: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梁实秋回去后朋友探讨刚才公开的“秘密”究竟是笑谈抑或是真有其事,决定一试究竟,结果,大获成功。梁先生顿悟:文字掷地作金石声并非易事,但要做到言中有物却不难,关键在少说废话———“这和汤里少加萝卜和加水是一个道理。”

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季淑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有人从小就用梁实秋编的英文辞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梁实秋: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得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梁实秋问:文学是由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晚年梁实秋谈起他和鲁迅的论战,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他一生编了20余本字典。
爱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天,梁实秋对他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晚年梁实秋和妻女在美国生活,他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却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女儿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晚年,梁实秋再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被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他的大女儿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沙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情谊

冰心与梁实秋是一生知己。1923年,冰心与梁实秋等一班清华留学生同船前往美国。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艺刊物,约冰心和许地山等写稿。一次编辑会后,梁实秋忽然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闻此语,冰心大为诧异。

在哈佛时,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冰心演丞相之女,她的同学谢文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大家都争着饰演男主角蔡中郎,以便一亲芳泽,最终,在顾一樵的力推下,由梁实秋出演戏中男主角。上演前,他们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梁实秋扮演的蔡伯喈和谢文秋扮演的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梁实秋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到了老年他又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秋翁”。

1931年11月下旬,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

梁实秋和冰心在平日的交往中喜欢谐谑打趣。1949年之前,两人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文革”初期,梁实秋听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文末附录了一束冰心历年给他的信。后来这篇文章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看了后自然十分感动,立刻写了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梁实秋。过了两年,知道是误传,梁又在《传记文学》上著文更正。一面欣喜冰心夫妇仍活着,一面又不能不感伤夫妇俩在“文革”中受的磨难。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的坚冰打破了,可以相互往来了,梁实秋二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据说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托梁文蔷带回来的话则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梁实秋去世后,冰心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由于失去老朋友,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她说:“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梁实秋一生中还有一位好友,就是他的同窗闻一多。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园的,而梁实秋于1915年方考入清华学校,足足晚了三年。但闻一多在一年级时因为英语课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参加学潮又被留一年,所以实际上同梁实秋只差了一个年级。1920年,酷爱文学的梁实秋与同班学友一起,发起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翌年,改名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等多人加入,由闻一多任书记,梁实秋任干事。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即结为超乎寻常的亲密朋友。

对于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表示批判。此后,二人在梁实秋的父亲梁咸支助下合力出版了《冬夜草儿评论》

闻一多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并把梁实秋比之为中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

梁实秋比闻一多晚一年来到美国留学。刚到科罗拉多泉大学,梁实秋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一多发去一封信,里面装着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他只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借此报告好友自己已到了此地,“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星期,闻一多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他面前:他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更加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钻研艺文,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梁实秋和闻一多先后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在上海的新月社重聚。1930年夏,二人又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邀请,一起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梁实秋住在鱼山路,闻一多最初住在大学路,后又迁居汇泉,青岛山路多,他们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实秋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实秋应声而出。两个诗人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潇洒,旁若无人,构成一幅饶富诗意的生动图画。

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好饮,于是在校中纠合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和北方绝大多数高校学生一样,纷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在校务会议上,闻一多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而且一直把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着。
笔战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梁实秋约稿,他就把以前发表过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拿出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这是,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鲁迅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鲁迅的言语尖刻而犀利,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

梁实秋开始还击,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亦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1929年秋,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两篇文章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交锋的关键词就是“硬译”。

此时,鲁迅的拥趸开始跳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一文。文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是这样写的:“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对此,梁实秋说:“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其实天下雅事尽多,惟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是加上‘吐半口血’这样一个条件,那可羡的情形也就不怎样可羡,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萝卜白菜。”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最后他写道:“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公案

与鲁迅的笔战还引发了抗战后的一段公案。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逸事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梁实秋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实秋表示不满。店主便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实秋仍然不满。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结婚后,梁实秋和程季淑在上海生活了3年,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罗隆基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梁实秋家诉苦,每次都是程季淑将她劝回去。

1930年夏,梁实秋生活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没头没脑地在电话里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一听之下,梁实秋顿时大吃一惊。立即反问徐志摩是什么事。徐志摩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其友人某君委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问他梁实秋意下如何。梁实秋听了徐志摩所说的,莫名其妙。他说:“你在做白日梦,你胡扯些什么?徐志摩说:“我且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实秋说:“有。”徐志摩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告诉徐志摩:“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志摩在电话中最后说:“好啦,我把黄警顽先生的信送给你看,不是我造谣。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实秋不假思索地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说完,便放下了话筒。

从美国回来的梁实秋上课时,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实秋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他:“您是否觉得抱歉?”梁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梁实秋对麻将是喜视之而不喜玩。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映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以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底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1949年以后,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神经质。梁实秋译的古罗马《沉思录》,作者是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为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而马克思在台湾是犯忌的,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可是警备司令部却挑剔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不得已几经交涉,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不称副官称秘书,才算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梁实秋对火腿品质要求甚高,可是一般台湾熏制之火腿,常被贬为“有死尸味”,视为下品。逢年过节,有人送礼,常有火腿一包,但是打开一看,或有蛆虫蠕动,或有恶臭扑鼻,无法消受,弃之又觉不忍。梁实秋突生妙计,将之原封不动挂于墙外电线杆上,谓之“挂高杆”。片刻工夫,即被人取去。如是者数次。梁夫人非常反对,梁实秋则认为愿者上钩,不伤阴功。

梁实秋晚年,不吸烟,只喝啤酒,喝茶极淡。唯患糠尿病后,不能食甜,难奈,常私下偷吃。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实秋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刘墉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实秋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梁实秋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风趣

梁实秋擅长讲演,独具风格。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梁实秋论女人:“假如女人所有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和梁实秋搭档说相声。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老舍坚持不能删掉。相声里有一段老舍用折扇打梁实秋头的动作,梁坚决要求,老舍才同意在用折扇敲打他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一下而无须真打。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走上台,泥雕木塑一般绷著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声一片。所以二人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梁实秋打来,梁实秋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他的眼镜。梁实秋迅速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然后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梁实秋与韩菁清新婚之夜,新房设在韩菁清家。梁实秋高度近视,又不熟悉环境,没留心撞到了墙上。新娘子立即上前将新郎抱起。梁实秋笑道:“这下你成‘举人’了。”新娘也风趣地回答说:“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谐音近视),又是‘状元’(谐音撞垣)。”两人相视大笑。
情爱

梁实秋与程季淑是包办婚姻。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

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去问大姐,大姐告诉他已陪母亲过去看过程小姐。“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大姐还告诉他,程季淑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她怕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就假装夸奖“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头发偷看。梁实秋赶紧问:“有什么没有?”大姐答:“什么也没有。”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梁实秋直接打电话找程季淑,要求见面。程季淑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震住了他。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朴素的学生样子,互相都很满意。于是开始了定期约会,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在公园里人们大都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不三不四吹口哨的也大有人在。第二年程季淑换到一所小学工作,梁实秋常去等她,女学生们就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后来抗战时期梁实秋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及其妻王右家家里。王右家以美貌著称,一聊才知道,程季淑当年是王右家的老师,这群偷看的学生里就有王右家。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要到美国留学,而这时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所在学校有人看不顺眼,结果害她丢了这份工作。

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在美国留学时,梁实秋对好友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程季淑。

梁实秋留学期间,北京这边还发生了一点儿风波,程季淑的叔父们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给某部一个科员,梁实秋赶紧让父母央人出面正式提亲,这样两人的事情才算公开。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两人仓促赴南京。等他们再到南京,时局已很乱,只好抛掉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跑到上海。在上海梁实秋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技术逮捕相符。”

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在青岛大学待了四年之后,梁实秋应胡适之请,于1934年回到北平,任北大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这时一家三代大小十几口住在一起,男女佣工就有六七个,程季淑成了全职的“管家婆”,而梁实秋则安心做他的工作和翻译。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49年到台湾,程季淑一直默默地跟随丈夫,支持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同甘共苦。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准备幸福地安度晚年。他们私下里商量再过两年多50周年金婚庆祝的计划,然而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不幸突然去世,上午10时多两人手拉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一些午餐的食品,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程季淑,送医院急救,手术后未能醒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她对梁实秋反复说:“华,你不要着急!华,你不要着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槐园梦忆》最后写的那首诗这样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梁实秋曾经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妻子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曾经有过一个“四川女朋友”。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但是,另据记载,梁实秋曾想和老婆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此后,梁、龚才分手了。
因为《槐园梦忆》这本书,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

梁实秋将《槐园梦忆》一书交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公司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可能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曾想到,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了火,没得救。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

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30岁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互生爱慕。但是,二人的差距太大,韩菁清犹豫了。

与她相比,梁实秋却丝毫没有退缩。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封信。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让韩菁清接受了他。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时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但是,梁韩之恋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

与此同时,梁实秋的阻力也相当大。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老伴。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但是,这些却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麼,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麼?

梁实秋则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甚至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後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後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後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与韩菁清的结合,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他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1979年6月梁实秋写完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归去

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记忆

方令孺这样写梁实秋: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余光中在怀念自已恩师梁实秋时候,这样讲道梁实秋: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梁文蔷在想念自已父亲梁实秋时候,这样记忆爸爸 :他喜欢大海,看老虎,看樱花,吃棉花糖。太阳西下了,我们孩子们还玩不够,爸爸便一个一个追我们……

冰心在追忆老友梁实秋的时候,尤为深情款款: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冰心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八十七岁了。
评说

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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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三月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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