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墨客轶事

十五、吴宓

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据说钱钟书曾骂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仳离,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一牛肉馆名起名“潇湘馆”亵渎林妹妹,而前去砸馆;他认为愧对朋友吴吉芳,在吴去世后,他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风采

温源宁这样描写老师吴宓:“吴先生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课堂上的吴宓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

在西南联大时,虽然生活贫困,但吴宓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当时朱自清身着云南当地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可吴宓始终西装革履,很注意仪表。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
传道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年二月,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藤影荷声之馆”。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讲课的工夫来自备课的工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每天早上七点半,《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吴宓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大名鼎鼎: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九二三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工夫。

吴宓被形容为“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一次,有个青年教师不小心把上课用的教科书丢了,吴宓要求他上课前必须找到。当晚,宿舍熄灯睡觉,吴先生前来敲门,高声问:“教科书找到没有?”这名不耐烦的教师只好骗他:“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这才过关。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极讲究“师道自尊”的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听说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便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1956年,吴宓将多年珍藏的1000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真诚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在武汉大学,吴宓担任为外文系系主任之职,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但当时学生们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无心于学业。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下午二─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吴宓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个纸条,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学生不好学痛心之极。

吴宓的日记也记载了学生不愿意上他的课的原因:“晨八─九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於武大矣。”
励志

1914年4月6日春,在清华水木间,学子吴宓和汤用彤在这个春夜,讨论着国亡时自己的选择这样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国亡时,我辈将如何?”汤用彤发问。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这番话使吴宓感到自己的修养还不够,因为作为学人,浩然之勇气不是一日可养成的,更不是临危一死可以表达的。

21岁的吴宓感到忽忽年华,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他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面对大的社会心理和重私忘公、轻视道义观念,他在读了《佛说无量寿经》后,表示自己“诚能牺牲一己,以利群众,则恝然直前,无复顾虑”。他甚至认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了“以养成深厚高远之人格”的道理。

吴宓的英文教师告诉吴宓:“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这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人生道德、名誉、志业的败坏,不是毁于一时,而是坏于逐渐消磨,弃德而不修,舍道而不行,萎靡从俗,久则无以自拔。因此,吴宓更加勤勉,在读书时注意内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此后,自勉、自励、内省、反思,使得他一生都不脱日记这诉说和发泄对象相伴。
治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1922年《学衡》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8年改为双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虽是同人发起的刊物,但后来却基本上成了吴宓一个人的事,所以吴宓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学衡》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吴宓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到东南大学后,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他也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刘文典上课,吴宓坐在后排听,讲到得意处便问吴:“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36年外语系纪云秀的毕业论文为外国小说《痴情的爱》的译文,吴先生的批语如下:“此剧中Christine以一贫女而恋爱一登徒子,自无幸果。剧中主角Christine痴于情,Mizi富虚荣心,Theodore与Fritz虽同为纨绔子弟,但Theodore较Fritz富于理智,态度冷静。此剧场面紧张,趣味生动。译笔甚能表达剧中之情态,对话流利。”批语用毛笔小楷书写,隽秀工整,钤有朱文“吴宓”方印。同年同系石淑宜的论文,同样是外国小说《但尼斯哈加蒂之妻》的译文,吴宓用朱笔批阅,有眉批,也有夹批,字迹细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完全从性情中来,倒是与陈寅恪的引经据典大相径庭。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名字

他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在遭到同学们的嘲弄之后,4月15日下午的国文考试课上,教员庞先生忽然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他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在试卷上把“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嘀咕,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轻易改动?所以,那个名为“吴宓”的诗人、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到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研习梵文,当面向吴宓指出,“曼陀罗华”(Mandara)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性情

冯友兰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断,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先生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果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把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并把这件事郑重地写入“吴宓日记”。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七七事变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七七事变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吴宓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多情,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吴宓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感情危机出现后,很快招致周围朋友的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因坠入与毛彦文的情网之中,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诸师友皆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规劝吴宓,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久居美国不归。吴宓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吴宓所说的“事业”包括《学衡》,自然也包括《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想爱情与事业二者兼得的。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物, 74岁的吴宓“不胜伤心愤恨”,决定冒险“偷书”。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勇气。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 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了一些书回来。从吴宓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六一”惨案发生后,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於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於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於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吴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情:“由系办公室收到驺挂号寄来书一包,层层封固,贺君代宓用刀(甚费力)开启之。包内并非《语录》英译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烫金字红封面《毛泽东选集》一部,四册(小本,横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订购;幸刘又辛君愿购去,即付宓书价二元,清。书内附驺与宏勋十二月三日禀,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供宓佩带者——宓向不佩带,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驺”即吴宓老友、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其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却“擅代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合订本,还给他寄来“宓向不佩带”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其日记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吴宓在日记中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所做所想。
癖怪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942年夏,吴宓开始为骡作诗。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他作《悯骡诗》,称之为《骡史》,其中四首,是专为他所爱的骡而作,名为《某骡(黑而牝,最美)之自传》。

1899年6岁时已经开始。这一年,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奇特的习惯和癖性:喜欢他家的骡子。他家养有两匹驾车、拉碾磨的骡子,一牝一牡。红色的骡小姐,性情温顺,青栗色的骡小伙儿,性情刚劲。同时还有一匹供乘骑的马。这时,吴宓开始与家中的骡马戏狎,注意其性动作。他幼年时的男女性知识,多得之于骡马。这时,他曾忽发奇想,欲变身为骡。他和家中的仆童到碾磨房中,扮作骡子。他俯伏在地,让仆童拿来骡子驾车时用的鞍勒羁衔,给他披挂在身。当骡项圈(夹脖子)挂到肩上时,太大的项圈,可使他全身从中通过。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宓乘姨母家纯黑色骡小姐驾的车赴西安,中途停歇一夜。这次西安之行,黑色的骡小姐给吴宓留下了难忘的思念和怜悯。他说:“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过后,宓恒念及此骡。直到1950年阳历二月初,始为此骡赋成一律,如下:‘冬昼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牵擎。街衢历历行无尽,灯火家家痛此生。行缓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觉压肩轻。娇娥强忍千行泪,旅店中宵自洒倾。’”

骡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经懂事的吴宓问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说:由于牡骡的精液过冷。

吴宓从此对骡小姐的生活关怀备至,观察入微。他每次出行时驾车的骡小姐的颜色和性情,到晚年他都能记起,途中骡小姐的遭遇,他更是记忆犹新。连骡小姐遗尿的姿势、角度、时间、频数(冬夏之别)、地点,以及身在闹市、稠人之中,畏人窥看的含羞程度,吴宓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吴宓在文中记录了他是如何“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 ,以及左手擎起骡小姐的尾巴,详细窥看其阴部的情节。同时,在吴宓的记忆中,他对家乡的骡小姐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以至他到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还感到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1950年2月吴宓为自己17岁(1910年初)那年相遇的黑色骡小姐写的“美骡传记”。他对这位“美骡之动作及情态”印象很深,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的其中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骡小姐的大小便。只是他把这原本脏丑的动作和粪便,诗化为自然的篇章:“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师生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也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温源宁写过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的文章,林语堂将此文译成中文,刊在他主办的杂志《人间世》半月刊上。随后,温源宁将此文收入他的《不够知己》一书。林语堂、温源宁先后约请钱钟书为此书写作中文、英文书评。

1937年,当时留学欧洲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书评中刻薄地调侃恩师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钱钟书还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了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文章继续写道: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此事引起了吴宓心中的嫉恨。这事的反响到了清华欲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时,试图大度包容徒儿的吴宓一时没想开,才出了一口闷气–投了反对票。在1937年6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变动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于6月28日以“将来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一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却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发现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但吴宓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拿老师的事情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宽宥了自己的学生,依旧将钱钟书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在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事中,吴宓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原因大概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其实吴宓对钱钟书很是赏识。他和冯友兰将钱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激恋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终致解除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等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觉得他太花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但作为老师得意弟子,钱钟书也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著,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写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地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吴宓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这可能也是邹兰芳嫁她的原因。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但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邹兰芳其中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好喝,并没有给吴宓以实际生活上的照顾,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冒着有得罪吴宓的可能,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

所以,才有当时西南师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说法:这十几年,一个不干正事的二级教授的工资大都让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和几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龟儿子花了。

毛彦文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少年

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为吴宓所敬佩。其无时、无地不在野花烂漫处受女人的爱戴,连壮年在沪涉足花柳场中,名妓争相求宠、致情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惟独对他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追逐中多年失误,一错再错而抱怨。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将小吴宓至于特殊保护之中。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杨太淑人不待见吴宓的继母,以婆媳矛盾和伴孙儿读书为由,于1906年初移住三原,直到第二年6月病逝。

祖母12年的照料、保护,12年的溺爱,使原本失去母爱的吴宓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天地,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直到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童年的这段往事,就祖母对自己的影响,仍有以下反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逸事

吴宓在国外时,因受陈寅恪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买回去,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吴宓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宓搬迁数次,为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忍痛甩卖,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才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吴宓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1937年7月7日,吴宓日记中记载,是日为香山慈幼园的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吴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熊希龄在青岛患病不能回平参加回家节,而吴宓不认为熊希龄患病是真,武断地认为熊希龄“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以生病为托词,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

1937年11月10日,吴宓坐船去青岛,船上人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船舱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该诗是嘲笑哲学系的教授们。因为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行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认为吴宓的“相携红袖非春意”(“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之句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凭栏惟见腊梅花。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访问毛彦文时,却应毛彦文之请为她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吴宓在联大时,交游广泛。军人有关麟征、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还有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又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吴宓,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在西南联大时,因为日机经常空袭,给联大师生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红楼

吴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并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武汉日报》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又有一次吴宓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於索隐派,也不同於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於对人物的剖析。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素友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

吴宓和陈寅恪相识于美国,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便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岁月,不仅得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吴宓为陈的博学所折服。吴宓发现文学、历史、政治无所不知,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对陈的国学功底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其《空轩诗话》中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从各种资料看,吴宓当是第一个向国人大力推介陈寅恪的人,他甚至还将陈寅恪闲谈的内容和一些日记散页寄回国内供人欣赏,由于这些渊源,后来两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吴宓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

1944年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大学任教。

吴宓离开昆明,梅贻琦曾设宴为他和同样要离开西南联大的陈梦家夫妇饯行。这晚出席的还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
抉择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长之位邀吴宓到任,并告知他的好友陈寅恪已应聘到校,他没有应允。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这位部聘教授到台湾大学,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与台大校长傅斯年这位新潮文人、学者,素来观念不同,且讨厌这位胡适学生的党派成见太深。女儿们以亲情呼唤他回清华去,他也拒绝了。最后他谢绝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和台湾讲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在不愿回清华也不愿到广州或台北的同时,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来函,请吴宓到那里任教。面对剪不断、理更乱的头绪,吴宓已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到在成都主持东方文教学院的《学衡》杂志作者、在南京时的好友王恩洋,想到那里研修佛教,然后慢慢地出家为僧。于是,吴宓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飞机到了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同时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1950年4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在被相继撤消、合并之后,吴宓被调到在重庆磁器口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该学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调整到中文系。
晚景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二十八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

1968年6中旬,西师两派武斗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员又再次撤离。6月18日下午,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为表现自己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召开批斗“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大会上,吴宓不断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愤,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大雨,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牛鬼蛇神”教师一起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令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进行“罪行交待”和揭发批判(其间,唐昌敏仍经常来为吴宓取送换洗衣服,送煮好的鸡蛋和代他领取的粮票之类)。至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揪”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在如此状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吴宓1969年11月30日所写《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判斗争吴宓大会。此后吴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吴宓回校后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专政队抄走后“丢失”。好在有这些交待材料和报告,总算还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服侍的可贵记录。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的主持下,西南师范学院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大会斗争“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所谓“现行反革命”,是指吴宓在日记中记载的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这些日记都已被抄走作为“罪证”。两次大会都由“革命群众”提出要求将吴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惩办”。

《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於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
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记录过吴宓那段时间的经历: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请一个保姆,而他(吴宓)当时只有三十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之间,人各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我只好在生活中节约,每月补助他二十元。残酷的迫害和摧残,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兄妹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惟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我回到泾阳后,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寄往学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师院,他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难,我决定劝他随我回家,但他坚持不同意,告诉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去了控制。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如命的特点,才这样诈骗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两个无赖用一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换”去。他动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
悲剧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

在之前,吴宓原本就答应要回陕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于是无论妹妹吴须曼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行李却很简单–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好转,被人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凭借对往事的犹新记忆,向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讲留学美国的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时的心灵上的安慰。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在吴宓的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小外甥女立志要考上大学。于是吴宓便以仅有的那份精力为小外甥女补课。小外甥女的外语早已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荒废了。县上有的学校也一时没有恢复外语课。吴宓在精神好时,还常常诵读几句英文诗歌。说到高考,自然要谈起外语。一天,他妹妹在他诵读英文时,说县上有的学校如今还没有恢复开英文课。

吴宓很着急,又很关切地问:“那是为什么?”妹妹告诉他说:“因为没有外语老师。”听罢,吴宓有些激动:“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进几口妹妹喂的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试图作最后驱散的努力,他挣扎着疾声振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如今有水喝,有饭吃了,他却抹不掉那痛苦的记忆。

17日凌晨三时,吴宓的心停止了跳动。由于医院没有太平间,面粉厂的领导同意将吴宓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随后厂领导派人、派车将吴宓的遗体送往西安三兆火化。

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评说

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独他自己却看不到。”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易社强评价吴宓:“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
十六、陈寅恪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再没有陈寅恪!——民国文林

说到博学,如果陈寅恪自认第二,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被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刘文典,对他“十二万分的敬佩”;霸气如傅斯年,对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他洁身自好,虚怀若谷,潜心治学,提携后进;晚年他眼盲、膑足,但依旧一心向学,只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博学

陈寅恪留学海外时,就以博学著称。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纪20年代初,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游学,当时在柏林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他们经常往来,访谈游玩,时常一起把酒言欢,高谈阔论。俞大维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作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陈寅恪每次给学生上课前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果这句话是出自别人之口,可能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吹牛,但是出自陈寅恪之口,却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真实性。

陈寅恪有丰富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并非夸张之词。从他留学的笔记看,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法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尔其文等十六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但是,陈寅恪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陈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寅恪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得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

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

陈寅恪在清华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到清华的第二学年,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一年之后,梁启超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陈得以到清华执教。
尊崇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经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得知陈寅恪一家来到此地,亲自到车站迎接,热情招待一家人吃饭。因不能在此过多停留,晚间,李校长与夫人一道踏着沿江灯火,亲送陈家老小登上内河轮船,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祝愿治疗。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轮班伺候,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感动之余,对梅贻宝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陈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知道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时,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托人给他们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了。后来陈寅恪到广州后,陈家大到与学校的对话,小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是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任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了,就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

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寅恪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陶铸一直给他大陆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待遇。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陈转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资待遇在在中大以及全国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陈寅恪当过学部委员。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张稼夫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提及陈寅恪,还专门去拜访陈。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陶铸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给陈寅恪。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文革开始后,虽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红卫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与陶铸的关系,想借此整跨陶铸。当时陈已经“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红卫兵就占据了陈宅对面的办公楼,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而且还冻结了寅恪夫妇的工资。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用武力赶走了陈的助手黄萱及和陶铸派给陈的三名护士,在屋内遍贴大字报,抢掠物品撕毁文稿,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一时家徒四壁。陈不屈服,他们想到抬他去礼堂批斗,陈夫人阻拦被打成重伤。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文革开始后,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治学

陈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

陈寅恪常说“读书必先识字”。陈寅恪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中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

陈寅恪认为“读书先识字”,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了极大的工夫。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关于陈寅恪的学位问题,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

陈封雄回忆说,陈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

抗战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912年,国民政府在孔庙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据王国维说是9000麻袋)。1921年,该博物馆筹备处一位旗人处长伙同几人,将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当做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换得银元4000。幸得罗振玉偶然发现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档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做废纸转卖出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老板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最后不惜倾家荡产以1.3万元的高价将剩余的档案全部购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此后,因罗振玉购买档案已罄尽全部财力,再无力承担整理重任,将7000麻袋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大收藏家,将另一小部分出售给北大国学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伪满洲国购得,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后李盛铎也因财力不济,准备出手。陈寅恪得知后,希望当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能将这批档案买下,胡适也支持陈的建议。经过陈、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共同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将这批珍贵文献买下。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这批珍贵档案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2.5万公斤破烂不堪。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但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陈寅恪曾讲授元白诗证史课程,以诗证史。中山大学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他根据自己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于是世人得见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如陈寅恪曾考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龄。诗中写道:“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陈寅恪以此为据进行考证:“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从此文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和为学态度。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纯儒

中国近现代文坛,能当“纯儒”两字的只有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只知治学,不愿为官,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党派之争;陈先生提携后进,但结党而不营私,从不搞门第之争;陈先生学贯中西,但始终以国学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学西学只为更好地研究国学;陈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已任,眼盲、膑足,仍坚持上课,进行研究。

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悲愤之下,筹划成立台湾共和国,拟奉唐景崧为总统,参与此事的人中也有陈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国学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季羡林回忆: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陈寅恪留学十六载,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的大师。
关于”恪”的读音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据说,陈寅恪到中山大学后,师生职员相沿成习念què,与其夫人唐筼不无关系。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长大,母音为平津一带的语音。她读“恪”为què,当学生称寅kè先生时,她常常纠正说要念què。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对于古代诗词,陈寅恪最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除宋代词人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

解放前夕,陈寅恪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陈寅恪晚年因撰写《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笺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高格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此段经历,陈寅恪很少向外人说起,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教学需要。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陈寅恪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陈寅恪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困囿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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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三月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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