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墨客轶事

十七、郭沫若
出身

郭沫若为客家人。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的乳名叫文豹。我国的许多帝王出生时有异象,文人也不例外,例如金岳霖的父亲、罗隆基的母亲在他们出生之前都看见了蛇,于是金岳霖字龙荪,罗隆基的小名是龙仔。这次,郭沫若的母亲在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于是,郭沫若便取名文豹。

由于在郭沫若之前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而且还有一兄两姐夭折了,因此母亲又叫他“八儿”。郭沫若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用的最多的笔名是郭沫若。1919年,他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沫若”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名号意在不忘故土。
早慧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杜邀贞的父亲杜琢璋是清末的二甲进士,他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自幼父母双亡,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天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能识文断字,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郭沫若4、5岁时每天必读《四书》、《五经》,他的启蒙老师是沈焕章先生。有一年岁末,沙湾人正在准备除旧迎新。按照当地的风俗,新春佳节很讲究猜灯谜。各家各户门前挂满各式各样的灯,灯上写满谜语。让观灯的人来猜。沈老师在放假回家过年时对学生们说:“我出几个灯谜让你们猜猜,过年好上街破灯谜。”沈先生出了好多条灯谜,都先后被大家猜中。
最后只剩下一条:“浑身都是疳疮子”。要求破《四书》中的一句。虽然当时的私塾里,学生成天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但一时却谁也找不出是指的哪一句。大家只好面面相觑,沉默无语。沈先生心中有数,看了看座位上的郭沫若,正埋头在书桌的抽屉里翻着什么,毫不在意。老师点名问他,他随口就说了出来:“是《孟子》》中的‘无尺寸之肤不养(痒)焉’。”沈先生一听满意地笑了。

还有一次,沈先生又出了一条谜语让大家猜:“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居,夫人头闷难抬起,一炷香,卜告神祗。天将暮,日西沉,虽含恨佳人张生长分别,好一个白马将军把眼迷。”仍然要求用《四书》一句破谜。又把大家难住了。郭沫若把谜语中的典故一个个地加以推敲,再一想他看川戏《西厢记》的情境,突然间豁然开朗,便一下子猜中,谜底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沈焕章点头含笑。

幼时,郭沫若很是调皮。沈焕章先生知道,郭沫若虽然十分顽皮,若调教得好,可成大器;如任其自然,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沈先生经常对他加以启发点拨,望他长大成才。有一次沈先生给郭沫若单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也》。他在审题时,一看就知道它出自《孟子》,但令他不解的是,沈先生出这个题仅仅是泛论治国之道呢?还是别有深意?面对这个太大的题目,他觉得一时难以下手。
放学以后,他又回去请教父亲和叔辈们,经他们一指点,才猛然醒悟了。原来郭开贞的大哥郭开文,五载寒窗,考上秀才;二哥郭开俊,七年苦读,中了举人。四川话“郭”与“国”同音,“大国”即指“大郭”开文。“小国”即指“小郭”开俊,原来沈先生是以此启发开贞,要他也学两位兄长发愤攻读,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于国家的人。老师的一番苦心,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郭沫若的心,从此他读书非常用功。

又有一次,沈焕章以三国历史故事“邓艾偷渡阴平”为题作论,他想启发郭沫若对历史事件的独立思考能力。结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中写道:“设当日君主刘禅遵孔明之制,严阴平之守,则邓艾裹毡之兵下一而杀一,下十而杀十,而百而千而万。魏兵虽多,足几杀耶?”沈先生批阅到此处,密加圈点,赞口不绝。

郭沫若十三岁时便不满足于过去家塾读的几本书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就偷偷跑到大哥的书箱里翻《西厢记》、《花月痕》和《西湖佳话》一类的书来读。这些书使他茅塞顿开,简直入了迷,因此常常借口头痛,独自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没日没夜的读。

郭沫若沉迷于风月小说的秘密被家人发现后,母亲怕他把心看花了,与家人商量,决定将他送到太平寺郭沫若表兄汤光先的私塾去读书。这私塾与太平寺大庙的后园,只一墙之隔。正逢初夏,几株桃树结满红红的蜜桃。郭沫若向来调皮,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纷纷从墙脚的一个洞钻了过去,偷摘了一些桃子来吃。这事被庙里的和尚发现,就向汤先生告了状。
汤先生听了一点没有动声色,他来到教室里,出了个上联,让每个学生立即对出下联来。上联一出,学生们都低下了头,谁也不敢吭声,原来汤先生出的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在难堪的沉默中,郭沫若勇敢地站了起来说:“我来对,‘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胸怀大志,出语不凡。汤先生知道这位表弟日后必成大器,对于孩子的淘气,就没有再加深究了。

14岁,郭沫若到乐山城里读书。一次,农民挑大粪出城时,守城门的役吏却以维护卫生为名,硬要农民每人交两块钱的“卫生税”。郭沫若听了很气愤,当即写出一联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围观的行人读了,拍手叫好。役吏听了,自知理屈,灰溜溜地走开了。

郭沫若十三岁以后,考取了嘉定县高等小学,就离开沙湾到嘉定县城读书。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在凉厅里摆上纸笔,铺开大红纸,给家里写春联。左邻右舍的街坊,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好,都围上来看热闹,并请他帮忙写春联。他满口答应,包编包写,有求必应。
沙湾有个叫赵明德的,此人久跑江湖,贪玩好赌,是个有名的浪子。他也赶来凑热闹,说:“八老师,请你也给我写一副吧。”郭开贞看了看他,举笔一想,很快为他写出一副春联来:上联是“大丈夫四海为家,三江五湖,趁此新春踏遍”,下联为“好男儿万方寻乐,青龙白虎,要它红口开来”。诙谐幽默,明褒暗贬,把一个赵明德的为人处世,描绘得活灵活现。对联一贴出,都说把赵明德写绝了。

郭沫若在乐山读书,星期天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斑竹湾游玩。这儿有一座古庙,香火还算旺盛,大家就进去看热闹。游遍了整座庙宇,看遍了每座菩萨,他们发现,其余的菩萨都有对联,唯独送子娘娘跟前缺少一副。于是大家就开玩笑,怂恿文思敏捷的郭沫若给编上一副。有一位同学还摸出一支粉笔给他,只见他接过粉笔略为一想,就为送子娘娘编好一副对联,用粉笔写在神龛两旁:“雨润莲蓬,房房生子;风吹竹叶,个个添丁。”
在回校的路上,他们又看见路边一块“泰山石”,约三四尺高,顶上是个口衔宝剑、面目狰狞的魑魅,碑身刻有“泰山石敢当”。同学们对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戏弄了一番,郭开贞将手中剩下的半截粉笔,又在这石碑上写了一副对联:只要有脸见人,何须现身说法。
叛逆

1892年农历9月27日,郭沫若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郭沫若的故乡在大渡河西南岸的沙湾镇,大渡河沿岸的土匪头领大都出生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盗也有盗”,为这个土匪头领们的故土家园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郭沫若的成名作之一的《匪徒颂》,酿造了一种最为本真的原始情绪。

据郭沫若的第一位红颜知己、几乎要成为他的妻子却偏偏阴差阳错地成为他的五嫂的王姓姑娘回忆,在她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中,最令她动心倾情的就是郭沫若:他人又小,要去站在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身子……那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他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
病疾

1908年,郭沫若在乐山读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他,肠伤寒让他持续高烧达一个月,损坏了他的听神经,造成双耳重听。双耳的残疾也直接导致他在日本中止学医,他甚至想自杀。后来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耳朵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

郭沫若在日本学医时,耳聋严重影响了他的听课和临床实习,急得他无法忍耐,一连三个月没下楼。可是,耳聋却促使他大长学问。因为失聪,他就努力发挥视力和思考力的作用,潜心钻研文学和史学,使得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得出一条经验,就是生理有缺陷照样可以取得成就。只要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方法补救自己的缺陷。”

1946年,在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他风趣地对有残疾的学员们讲道:“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而悲观。请看,你们的聋子大哥在这里!”

郭沫若喜用静坐养生。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由于用脑过度,经常神经衰弱和健忘,心中十分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王阳明文集》,发现有“坐忘之说”,他想到静坐可能对调节神经有帮助,于是又买了本《冈式静坐法》,开始练习静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睡眠时间延长了,噩梦减少了,而记忆力大大增强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我的精神在贫困中也还静定,这和我练静坐有一定关系。”
才情

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1913年末,郭沫若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1914年6月,郭沫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1915年秋,他升入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在日期间,郭沫若在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的影响,同时受到泛神论的影响。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中国新诗发韧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集。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1941年11月,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星岛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由杜宜根据郭沫若事迹编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演出开始时的大合唱。即为田汉作词的《南国之什》。在纪念会上,田汉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没有你,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没有你,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没有你,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没有你,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将失去紧密联系。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中国有着你,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41年至1943年间,郭沫若文思如涌泉,创作了6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批风格独具的历史剧作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继“五四”《女神》以来,创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当《屈原》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桂林,田汉欣喜若狂,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以示祝贺。他赞美郭沫若的才情:“江人麦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

1941年,郭沫若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包括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演出中,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地躺在台上一动也不动。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郭沫若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演职人员的敬佩。

郭沫若在1942年的1月2日至11日,仅用10天时间,创作了气魄宏伟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剧本完稿后,在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上连载发表。金山、白杨、张瑞芳等艺人日夜排练。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别具一格的“空前”广告:“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4月3日,重庆的“国泰”大戏院如临暴风骤雨,台上台下热血沸腾。连续公映了17天,产生了少有的轰动效应。演出期间,场场爆满,观众如潮水般涌入剧院,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重庆各新闻媒体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屈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
治学

在日本时,郭沫若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转行研究甲骨文,那时,罗振玉、王国维已经是这方面的名家,但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震惊了许多人,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郭沫若翻开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靠着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郭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花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

郭沫若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郭沫若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郭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往往猜中的最多,郭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

温相的文章写道:有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一位老同学说起郭沫若,他说北京近郊原来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亭子,去的人很多,看到也不觉得什么特殊,亭子里面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几乎无人留意,即使留意,也不知所云。有一年的秋天,一位老人去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文物局,在后来,从亭子的周围开启了很多关于金刚经一类罕见的佛教密宗典藏的书籍。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郭沫若事后拒绝了领取应有的奖金。

郭沫若利用出土文物为佐证,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难,是方法上的进步,至今仍没有充足的证据完全驳倒。

五十年代,毛泽东从别人手里得到了一件古玩,这件古玩不少方家都论证说完全是真的,毛当然相信了。后来毛趁着高兴的时候拿给郭沫若看,别看郭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毛亦步亦趋,可看到古玩的时候,郭的“倔劲”上来了,郭说这东西是假的,而且是大约什么时间造出来的,用什么样的手法造出来的。毛还有些不信,到了七十年代,这桩公案了结了,郭当年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风雅

陈铭枢,字真如,是当时著名佛学家桂百炼先生的弟子,对佛学颇有研究。1938年,他和李济深、黄琪翔、余心清一齐造访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正在磨墨写字的郭沫若谈笑。陈铭枢说:“听说沫若兄善对嵌字联,今天要劳驾你了,有人用梵文两句将我的字‘真如’嵌了含真字的上联,尚无下联,请你也用梵文对如字的下联吧。”郭沫若笑着说:“你是故意来找麻烦的,梵文我已多年未涉猎,手边又无书可参考,怎么对呢?”
李、黄、余见有此雅事,就叫陈赶快把上联念出来,都说沫若兄一定能对好。陈于是念出上联“真有人古,谁为真宰”,嵌了两个真字。郭沫若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曰:“如是我佛,此即如来”,也嵌了两个如字,自然浑成,珠联璧合。大家一齐鼓掌叫好。陈又要求写成条幅,郭亦不推辞,一挥而就。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郭沫若曾生过一场病。陈铭枢来看望他,跟郭沫若谈论起桂百炼充满佛教哲理的辞世诗,趁机又要求郭将他的字再嵌一联。郭沫若思索片刻,挥笔写下了“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顶格嵌了真如二字,上联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坚定信仰,下联以哀悼桂百炼先生,虽然明白如话,却是工整贴切。

1941年3月,郭沫若与田汉相约,过江骑马登南山,春游3日。春游结束,田汉乘舟东下桂林,郭沫若题一首七绝送别,中有“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华骝”句,以此共勉。

1945年1月的某一天,郭沫若和柳亚子在重庆一同经过一家豪华酒楼,柳亚子见不少国民党权贵成群结队来酒楼摆阔,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十分气愤,说:“这些吸血鬼刮尽民脂民膏,只知花天酒地,祸国殃民,我要革他们的命。”骂罢又吟了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一听,觉得这是一句现成的好上联,于是马上对出下联:“诗人毕竟是英雄。”柳亚子十分佩服郭沫若的才思,立即请金石名家曹立庵把这两句联语刻成一枚印章,以资纪念。

1948年,史学家侯外庐在沈阳一家古玩店购得一枚印章,上面镌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觉得意蕴很深,便拿去与郭沫若共赏。郭沫若一见便爱不释手,连声叫好。侯外庐便把此章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表示要送点什么作为回报。侯外庐便请郭沫若题赠一副对联。郭沫若略加思索,便以印章上的六字作上联,另集6字配上:公生明,偏生暗;智乐水,仁乐山。原来,印章上的“公生明,偏生暗”乃《荀子•不苟》中句。郭沫若用《论语•雍也》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略加不伤其意的简化相对,竟成了一副意蕴比原句更为隽永的集字联。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メ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メ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メ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メ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于是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李真真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郭沫若!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给许多名胜撰写过对联,十分贴切,高度概括。郭沫拖题武侯祠: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题聊斋: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题杜甫草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题司马迁祠: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郭沫若的书法汪洋洒脱,雄浑豪迈,个性张扬,“中国银行”、“黄帝陵”等均为他所题写。
逸事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国民党时期,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郭沫若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胡萍等人为郭沫若洗尘。之后,郭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剧场上演时,他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2年除夕,严寄洲和一些朋友去郭沫若家拜年,告辞时,严寄洲讷讷的说“郭老,请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几个字作记念”郭老慨然应允道:“我立即给您写。”并说:“再过一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即答应给您写几个字,哪能拖一年呢,我可没那么大的架子。”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直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25年诗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创作了剧本《聂莹》,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对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1926年7月,他参加北阀军,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职务。随军由广州到武汉,由武汉到南昌。1927年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又转道汕头,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也是当天上午推选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部队里。起义的消息传来,大家反应不一,郭沫若想说服张发奎一起去南昌,张发奎却想让郭沫若同他一起远走日本。结果二人分道扬镳,张发奎没有阻拦郭沫若,反而劝他趁今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郭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国。

郭沫若后来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日本报纸报导后,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时至1937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1944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轮到郭沫若演讲,他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
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沫若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何应钦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郭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郭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于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郭沫若的世界观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思想变化:早期提倡主题“天才、灵感、神会”到强调文学为第四阶级工农大众服务。
变异

1927年,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向蒋委员长忏悔了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他们办《文学旬刊》。当时郭沫若许诺“尽力帮忙”。
然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几天后,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1928年1月,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联写道: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在上海初次会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当时郭沫若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在几天前刚刚出版。据胡适日记记载,当日是商务印书馆的周颂九、郑心南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但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根据他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郭沫若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拜访胡适的这件事。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也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

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而胡适1923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了一阕《水调歌头&#8226;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郭沫若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
治学篇补遗:

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著名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民国史学研究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
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译方面成就显著,他翻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河上肇原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翻译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郭沫若还将“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当作自己翻译的另一个方向。他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念念不忘让古代文献通过自己的手再现风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
阿附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就不再有了。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

1945年重庆谈判后,在重庆乃至全国围绕着毛泽东的《沁园春&#8226;雪》,以《沁园春》的词牌为唱和形式展开的这一场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了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大肆“围剿”毛泽东的咏雪词。郭沫若首先在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首和词。在郭沫若的带动下,许多人士也奋起反击,在重庆一时出现了一场以《沁园春》唱和词的形式展开论战的激烈斗争。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巅,如削绝壁上出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长宽约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相当于15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五个字,是巫山县委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以“摘帽”为精神鼓励,驱使本县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来的。工事进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饥饿或被殴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过巫峡,看到这绝壁鬼斧,心情激荡之下赋诗云:“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可是,来年春草重生,百卉竞发,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8226;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他)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文革开始后,章士钊的家被抄,章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被抄的东西发还赵士钊。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李白与杜甫》里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被普遍视为一本附和之作,令人不齿。但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李力研认为里面有曲折反抗意。

毛泽东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和诗也是一首七律: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借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言说

郭沫若说:“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我便做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

郭沫若说:“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郭沫若说: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郭沫若自省: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晚年,郭沫若说:“我……自惭形秽,但心中总是憧憬着那诗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时很不服老,但现在只得承认,我老了,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岁就喜欢他嫂子(《叶罗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识,后来诗集《女神》、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虚构人物,婵娟)、《蔡文姬》等剧作中都得到表现。

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郭沫若的“性的觉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却意外的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样子。……郭沫若本打算走开,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他竟痴痴地望着,无暇顾及其他了……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郭沫若儿时有女性特质,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讲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时候和自己“渐渐接近起来了”。事情逐渐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现出了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郭沫若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之产生过暧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是在与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这样说:“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同时,《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位男性同学的交往。

宗白华也谈到郭沫若的同性恋问题,他曾说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接欲情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兰)、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等。

郭沫若当时有一个情人,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楼上,安琳和郭沫若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另据朱其华在1927年底回忆时,谈到了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他甚至说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当众性交。有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与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来的妻子于立群的亲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关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结合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他不抛弃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护。所以,当他回国后,安娜失去价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居了。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重点不在于纪念于立忱,而是暗示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责任。
婚姻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离开了家。郭沫若与张琼华并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他说: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1923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离开故乡26年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时,他的另一位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其实就在她和郭沫若结婚那天起,她就永远告别了青春。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
续婚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郭沫若的第三人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恋人于立忱(于立忱后来自杀)的胞妹。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是一个女演员,但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郭沫若说:“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据说周恩来祝酒前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沫若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儿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杀。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随着郭沫若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忏悔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华说:“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8226;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神伤

在上海时,一日,郭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学周国平评价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从小极为聪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当年年,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就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

郭世英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曾经说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他还很先锋地试验着用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写作。他妈妈于立群认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应当享有的生活,反而对父亲和他身边的人享受特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进而加以否定,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之紧张。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郭民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一说是四楼)房间里破窗而出,他死时,年仅26岁,落地时,他的双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周恩来曾说过:郭世英实属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孙维世之死颇具吊诡。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郭民英于1967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
激赏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

褚遂初评价郭沫若的作品:“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

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

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

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

有文章说:郭沫若绝对是个奇才,他是学医的,一动手写诗就成为诗坛巨星;一从军就是中将,到南昌去造张发奎的反张还恭恭敬敬的送他去造反,造反失败去搞学术研究就出手不凡,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小酌;写剧本一出手就是宗师;作为党外人士写历史论文被几代共产党领袖奉为自我警惕的经典著作;第一届中研院选院士,他作为唯一的反政府者,以其学术成就毫无疑义的当选。

周扬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写道: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
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
责砭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的郭世英的同学牟敦白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为才子加流氓,此评流传甚广。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还说一句话广为流传: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据说这是郭沫若自嘲的话,出自: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费正清批评郭沫若“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

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创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之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稍后又批评郭沫若“扬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权声”种种(主要指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同时有人撰文说余文谬误。
人格

温儒敏解读郭沫若: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

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陈明远说:“我少年时,认识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人们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吧。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8226;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接端穆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接婚姻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8226;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接恩怨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续恩怨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恩怨(完)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接沉湖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沉湖(完)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一)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时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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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8226;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8226;词品》、《蕙风词话&#8226;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十九、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8226;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是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上海的庄森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当时的北大,人们常常可以见到钱玄同大讲“人过了40就要枪毙”,黄侃则在隔壁大骂他“要取消汉字”的谬论,而钱玄同也不在乎,照讲不误。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蔡先生延请天下俊彦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起,哲学家杜威在此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国当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表示将做认真安排。次年6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并决定前往中国,但尚需一封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信。但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中国回复,遂以为北大不想践约。其实,蔡先生正为一封各团体联名邀请函征求意见,只因文件往返耗时过多,待爱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变行程而不能访问中国了。对于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爱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临终,老人还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开始。”

蔡元培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8226;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8226;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政见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 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8226;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 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 “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 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 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语,从学术着眼,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接婚姻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8226;达克的学校。若安&#8226;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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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三月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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